我爷爷去世时，奶奶已七十二岁了。爷爷在巴登的一个小城里开一家小小印刷厂，专营石版印刷，死前和两三个助手一起在厂里工作。奶奶操劳家务，不雇女佣，照管着荒凉破落的老屋，为大人和孩子们煮饭烧菜。她是一个瘦小的妇人，蜥蜴般的眼睛炯炯有神，但说起话来慢吞吞的。她含辛茹苦把五个孩子抚养成人——她本来养了七个。为了孩子们，她年复一年地消瘦下去。孩子中有两个姑娘到美国去了，两个儿子也离了家。只有最小的一个因为体弱多病，在小城里。他是印刷工人，已成了家，家里人口很多。因此爷爷去世时，老家只有她一个人。孩子们写信来时，问起她今后打算怎样生活。有的请她去住，做印刷工人的小儿子则希望带着家人一起搬到她屋子里去。可是老奶奶一一拒绝了他们的建议，只希望每个孩子在能力所及的范围内稍稍捎些钱来。这家印刷厂早已过时，几乎没有什么生意，甚至负了债。孩子们来信说，她不能独个儿住着。但她硬是不同意，他们只好屈服，每月寄给她一小笔款子。她想，反正做印刷工人的小儿子还住在这个小城里呢。印刷工人有时也写信给哥哥和姐姐，向他们谈谈母亲的情况。从他给我爹的信中以及奶奶安葬后两年我爹一次访问所获悉的情况中，才使我对这两年内发生的事有一个粗略的印象。看来，奶奶拒绝印刷工人搬到她那宽敞而现在却是空荡荡的屋子里去住，一开始就使他十分失望。他和四个孩子住在三间房间里。奶奶跟他们的关系并不怎么密切，只是每星期日下午带孩子们去喝咖啡，别的什么都谈不上。她每季去看望她的儿子一二次，帮助儿媳做做家事。年轻的媳妇嘀咕了几句，说住在印刷工人的屋子里实在太挤啦。印刷工人沉不住气，在信里大发牢骚。有一次我爹写信问他，奶奶现在干些什么，他的回答只是寥寥数语，说她常去看电影。咱个应当理解，看电影在当时可不是一件普通的事，在她子女的心目中尤其如此。三十年前的电影同今天的不一样。它总是在设备简陋、通风不良的场所放映，往往在玩九柱戏的球道上演出，入场处前面贴着令人眼花缭乱的广告，上面画着凶杀和恋爱悲剧的惨相。到那边去的只是少年，或者是一对对贪图那边光线黑暗的情侣。孤零零的一个老太婆去那儿，必然引人十分注目。去看这种电影，还有一方面要考虑。入场券肯定很便宜，但这种娱乐在等级上跟吃甜食相差无几，这就等于“瞎花钱”，瞎花钱是不光彩的。还得说一句，我奶奶不但不经常跟本地她的那个儿子来往，而且也没有任何熟人去看她或邀请她。她从来不赴小城的咖啡茶会，却常常到一个补鞋匠的工场里去，工场坐落在一条声名狼藉的小巷里，特别在下午，总有各式各样不大正派的人闲坐着，其中有地位低微的女侍者和青年工匠。补鞋匠是个中年人，曾游历世界各地，但结果一无所得。据说他也喝酒。跟这种人交往，对老奶奶来说无论如何是有失身份的。印刷工人在一封信中说，他曾同他母亲谈过这件事，但得到的却是冷冷的回答。

“他看到些什么了？”这就是她的答复，谈话就此中断。和我奶奶商谈她不愿意听从的事，可不是那么简单哪。在爷爷死后半年左右，印刷工人写信给我爹说，他母亲现在隔天就要在饭店里吃饭。这消息多么令人震惊！奶奶一生本来为一家十余口煮饭烧菜，吃的一直只是一些残羹，如今却上饭店吃喝起来了！她究竟怎么啦？不久我爹出差到家乡附近一带，于是去探望他的母亲。他去看奶奶时，奶奶正想出去。她重新把帽子放下，给他斟一杯红葡萄酒，并给他吃干面包片。她看去镇定自若，既没有特别兴奋，也并非默不作声。她问起我们大家的情况，当然没有问得特别详细；她主要想知道孩子们有没有樱桃吃。她还跟过去一模一样。房间自然一尘不染，她看去也挺健康。她的新生活方面，只有一件事值得一提，那就是她不想跟我爹一起到墓地去扫丈夫的墓。

选自：〔德国〕布莱希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