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传统婚姻中的女性 

我在大学教书时，从学生的自传中发现，单亲的比例愈来愈高。 从三分之一渐渐提高到了二分之一。

这在我的成长过程里，是几乎不会发生的事情，不管夫妻之间感情再不睦，家庭暴力如何严重，夫妻两人就是不会离婚，因为在道德伦理规范下，离婚是一件很可耻的事。

但在80年代后，即便女性对于离婚的接受度也提高了，但她们较男性仍然更难接受婚姻走向离异。

这段期间，整个社会在面临一种转变，不仅是经济体制、社区关系，还有家庭形态也改变了。我在《因为孤独的缘故》这篇小说中，试图书写在整个社会伦理的转换阶段人对自我定位的重新调整。

小说用第一人称“我”，写一个四十六七岁左右的更年期后期的女性，她的身体状况及面临的问题。

当时有点想到我的母亲，她在四十五岁之后有许多奇怪的现象，当时我约莫二十出头，没有听过什么更年期，也没有兴趣去了解，只是觉得怎么妈妈的身体常常不好，一下这边痛，一下那边不舒服。

那时候几个兄弟姊妹都大了，离家就业求学，最小的弟弟也读大学住在宿舍，常常接到妈妈的电话。就赶回家带她去看病，持续了一年多。 

有一天医生偷偷跟我说：“你要注意，你的母亲可能是更年期，她并没有什么病，只是会一直说身体不舒服。"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更年期”这个名词，也去翻了一些书，了解到除了生理的自然现象外，一个带了六个孩子的专职母亲，在孩子长大离家后，而对屋子里空洞和寂寞，她可能一下无法调适，所以会借着生病让孩子返家照顾她。

就像医生对我说的，她的心理的问题大过身体的问题。她的一生都在为家庭奉献，变成了惯性，即使孩子各有一片天了，她一下子也停不下来，因为从来没有人鼓励她去发展自我的兴趣。

所以我在小说里用“我”，来检视自己年轻时候对母亲心理状态的疏忽，我假设“我”就是那个年代的母亲，卖掉公家的宿舍，因为孩子都离家了，不需要那么大的空间，和父亲一起住在一栋小公寓中。

  03      更年期的寂寞心事 

“我”和丈夫之间的夫妻伦理，也不是那么亲密，不会讲什么心事，也不会出现外国电影里的拥抱、亲吻等动作——我想我们一辈子也没看过父母亲做这件事，我们就生出来了。我的意思是说，那个时代生小孩和“爱”是两回事。

我相信，我爸爸一辈子也没对我妈妈说过“我爱你”，甚至在老年后，彼此交谈的语言愈来愈少。回想起来，我父母在老年阶段一天交谈的话，大概不到十句。

小说里的“我”，面对比她大两岁的丈夫，敞着老花眼镜，每天都在读报纸。她很想跟他说说话，可是她所有讲出来的话都会被丈夫当作是无聊。

她住在三楼的公寓，四楼有两户，一户是单身的刘老师，一个爱小孩出名的老先生；一户则是单亲妈妈张玉霞，带着一个叫“娃娃”的孩子。

张玉霞是职业妇女，有自己的工作，可是小说里的“我”，生活只有丈夫和小孩，当她唯一的孩子诗承到美国念书后，突然中断了与孩子的关系，白天丈夫去上班时，她一个人住在公寓里，很寂寞，就开始用听觉去判断在公寓里发生的所有的事情。

她从脚步的快慢轻重，或是开锁的声音，听得出上楼的人是谁。例如张玉霞“开锁的声音比较快，一圈一圈急速地转着，然后当一声铁门重撞之后，陷入很大的寂静中。”

如果是张玉霞的儿子娃娃，一个八岁的小男孩，回来时就会像猫一样轻巧，他开门锁的声音也很小，好像他不愿意让别人知道他回来或者出去了。

小说里的“我”分析着公寓里别人的心理问题，自己却是处在最大的寂寞之中。

  03      “单身女性” 的新伦理 

“我”正经历更年期，丈夫也不太理她，所以她试图想找一个朋友，要和张玉霞来往。她碰到娃娃，问他姓什么，他说姓张。

所以有一天她碰到张玉霞时，就叫她张太太，没想到张玉霞回答她：“叫我张玉霞，我现在是单亲，娃娃跟我姓。”

“我”受到很大的打击，因为在她那一代的伦理，没有单亲，也没有孩子跟妈妈姓这种事情，她不知道怎么回答了，当场愣在那里。

而小说里的张玉霞，是台湾一个小镇里的邮局女职员，她认识了一个在小镇当兵的男孩子，两个人认识交往，发生了关系，等到男孩子退伍离开小镇时，她怀孕了，可是却发现连这个男孩子的地址都没有。

她找到他所在的部队，才知道男孩子在入伍的第一天就说：“这两年的兵役够无聊，要在这小镇上谈一次恋爱，两年后走了，各不相干。”

张玉霞在这样的状况下，生下了娃娃，在唯一一次的恋爱经验里，充满了怨恨。可是她还是独立抚养娃娃长大，并让娃娃跟她的姓。

这样的伦理是小说中第一人称“我”所无法理解的，但在80年代的年轻女性中逐渐成形。而在今日的台湾更是见怪不怪，我们在报纸上会读到名人说：“我没有结婚，但我想要个孩子。”这样的新伦理已经慢慢被接受了。

但对“我”而言，这是一件很新奇的事，所以当天晚上睡觉时，她迫不及待地对先生说: “楼上四楼A的张太太丈夫不姓张唉！” 等她说完，她的先生“冷静地从他老花眼镜的上方无表情地凝视着”，然后说了一句：“管那么多事！”仍然没有表情地继续看报纸。

这让“我”感到很挫折，他们一天对话不到十句，里面可能都是“无聊！”

“多管闲事！”可是这是她最亲的人，伦理规定他们晚上要睡在一张床上，他们却没有任何关系，包括肉体、包括心灵，都没有。

我想，这是一个蛮普遍的现象。一张床是一个伦理的空间，规定必须住在一起。可是在这张床上要做什么？要经营什么样的关系，却没有伦理来规范，也就是有伦理的空间，但没有实质内容。

  04     停止抱怨，完成自我 

我有一个学生，在国外住很久了，每隔几年会回来探望在台湾中南部的父母。他的母亲不经常打电话给他，打给他就是抱怨他的父亲，爱赌博、把积蓄拿去炒股票都没有了……

他的记忆里，从小开始，母亲就一直在抱怨爸爸。后来，他再回来时，一样听他母亲抱怨，抱怨到最后就是哭，然后说：“我受不了了，我没办法再跟他生活下去。”

这些话一再重复，重复到我这个朋友也受不了，他就跟母亲说：“好，我明天就带你去办离婚。”结果母亲哭得更大声,很生气地骂他：“你这不孝的孩子，怎么可以说这种话？怎么可以这样做？”

这就是伦理的纠缠，她无法把离婚这个行为合理化，只能抱怨，不停地抱怨，把抱怨变成伦理的一部分。她认同了抱怨的角色，她愿意用一辈子的时间去扮演这个角色。

你看电视剧里那些婆婆、媳妇的角色，不也都是如此？这种剧情总是卖点，代表了伦理孤独里那个潜意识的结一直存在，而且大部分是女性。

所以她会选择哭、选择抱怨，她拒绝思维；如果她开始思维，她不会哭的，她会想怎么解决问题。可是她选择哭，表示她只是想发泄情绪而已。

今天若有个女性说：“我没有结婚啊，我没有丈夫，只有一个孩子。”除了经济上的支持外，她还需要体制的支持，才能够做这件事。

日本也有类似的现象。在日本，离婚率最高的年龄层是在中年以后，就是孩子长大离家后，做妻子的觉得该尽的责任已经尽了，便提出离婚，说：“我再也不要忍受了。”往往会把丈夫吓一大跳。这样的报道愈来愈多，不像我们所想象的年轻夫妻才会离婚。

有人说，这是因为婚姻有很大一部分是为了伦理的完成，当伦理完成以后，她就可以去追寻自我了。但我觉得应该是在充分地完成自我之后，再去建构伦理，伦理会更完整。

（本文作者：蒋勋，文章来源：蒋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