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从来有两副面孔。

从教材里删去张衡的地动仪本不该是一件有争议的事。

我们在教科书上看到的地动仪图片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历史学者王振铎根据《后汉书》上仅有的196个字复原出来的模型，就是这样一个想象大于证据的史料居然被堂而皇之地写进历史教科书，影响整整三代中国人，直到今天我们才将它从教材里抹去，这才是最不可思议的事。

地动仪从诞生之初就饱受怀疑。中国地震学的奠基人傅承义甚至当面批评王振铎：“房梁下吊块肉都比你那个模型强。”

傅院士的话虽然夸张，但一针见血。王振铎复原这个地动仪根本不会“动”，又遑论什么“预测地震”。

可一旦被摆上民族自信的神坛，地动仪的神话就已经骑虎难下，只能退而求其次想办法让地动仪动起来。

于是河南博物院和中国地震台网中心齐心协力用了五年时间终于做出了一台能动的地动仪模型。历史工作者也没有闲着，在这五年间穷经皓首，终于把地动仪的文献证据从196个字扩展到了238个字。

这件事的吊诡之处在于，我们绕了一大圈，用现代科技证明了古代科技可以达到现代科技水平。

地动仪不是一个孤例，类似的还有教科书上的司南。

今天我们印象里“司南”同样也是历史学者王振铎根据史书上的一句语焉不详的记载制造出模型。1952年郭沫若访问苏联，将司南作为国礼赠送。中科院物理研究所找到了最好的磁石按照模型来复原，做得倒是很漂亮，可惜就是不指南，最后只能用电磁铁人工磁化。

这背后不止是一种“我祖上也阔过”的文化自信，更是一种“价值优先之下的事实重建”。

大学学政治学的时候读到过一句话，在政治学还没有移入中国的时代里，历史学曾经长久地托付着天下的政治意识。

历史从来有两副面孔，一副实事求是，一副难得糊涂。

地动仪和思南这样的器物的历史容易实事求是，观念的历史往往只能难得糊涂。

四大发明只是英国人李约瑟的一个说法，却被我们奉为圭臬，活字印刷术在中国历史上的记载寥寥几笔，实际运用也少得可怜，我们熟悉的唐宋诗词和明清小说都是雕版印刷的产物，而真正用活字印刷术改变世界的古登堡目前看来也与中国干系不大。

上下五千年的说法来源于民国林汉达的一本故事集，他从盘古开天和钻木取火写起，五千本就是一个虚指。但这种说法很快就被官方叙事采纳，最终竟然成了悬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之上的政治任务。

北京猿人早已在2001年被复旦大学的研究排除了与我们祖先的关系，现代东亚人种起源于非洲的观点，由此在遗传学上变得确凿无疑。但某位笔名永春的大人物直到2012年还在《光明日报》上刊文论证“中国人应该属于进化较早的人种，中国应该也是人类重要的发祥地。”

纵观全文，这位大人物有一句话倒是相当诚实：“笔者既不懂考古，也没有研究过人类学，只是在学哲学、用哲学的过程中，做了些肤浅的思考。”

历史并非空言著述，从来无法就事论事。

被教员评价“读书很多，是我们国家的国宝”的历史学家陈垣是真正读懂了中国历史的人，他曾经有一个著名的论断：

“史贵求真，然有时不必过泥。凡问题足以伤民族之感情者，不研究不以为陋。”

后来当我看到网民指控二里头考古队队长许宏“没有夏的情怀”、“甚至有可能销毁夏朝存在的证据”，建议有关部门撤掉许宏的职务，我才意识到“伤民族之感情”真是一件天大的事。

我们的历史教科书要走的路还很长很长。

晚清文人还试图从历史中找出“中国人来自西方”的证据，甚至在国歌里写“华胄从来昆仑巅”。北京猿人问世之后又执迷于“中国人土生土长”的叙事，就连推翻了“中国人种独立发展理论”的金力教授都坦白说自己研究之初其实“一直在想能不能从现代亚洲人当中找到哪怕一个反例证明他不是从非洲来的”。

不过历史终究是在曲折中前进的。

今年国务院新闻办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这个长达十五年的项目开了一个发布会，终于不再拘泥于一个具体的“夏朝”，而采用了“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的多源头遗址证明上下五千年的合理性。尽管“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包袱没有放下，但将来的学生对上古史也会有慢慢的改变，“光荣属于良渚，伟大归于华夏”也算是从“难得糊涂”向“实事求是”的缓缓靠近。

“新四大发明”的讲法也显然要比“四大发明”进步许多。毕竟高铁、扫码支付、共享单车和网购这四样东西都谈不上百分百中国生长，可见我们一旦有了现实自信的铠甲，历史自信的包袱也可以稍稍放下。

无论历史有几副面孔，终归是要向前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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