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毕业是1990年。这个国家好像一夜之间被推进了商品化的潮流中，大概是在1992年前后，一位熄灯之后阔谈康德和北岛的上铺同学，突然给我打电话，说他在新疆能弄到上好的葡萄干，如果在南方找到通路，可以发一笔上万元的大财。又过几周，一位厦门的同学来信，说杭州海鲜市场的基围虾都是从厦门空运的，问我能不能联系一个下家。去电视机厂采访，厂长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盖了圆章的条子，凭这个买彩电可以便宜300元，相当于我两个月的工资。

还有一次，陪一位饮料公司老板见市里的副市长。副市长一表人才，气傲势盛。两方坐定，老板突然从包里摸出一台半块砖头大小的摩托罗拉移动手机，小心翼翼地树在茶几前，副市长第一次亲眼目睹此物——在当年它相当于高级公务员十年工资，我分明感觉到他的气势硬生生地被压下了半头。

那个年轻的我，握着一管钢笔的书生，夹在政商之间，猛然又想起性情与君王。

到了年底，单位把大家召集起来，谈明年的工作目标。轮到发言，我说，明年的目标是挣到5000元稿费，做“半个万元户”。四座的叔婶辈们齐齐把无比诧异的目光射向坐在墙角的我。

后来的几年里，疯狂地写稿子，为单位写，为单位外的报纸、电台写，为企业写新闻通稿、汇报材料、讲话稿甚至情况说明，为广告公司写报纸文案、电视广告脚本，再然后，写专栏、写书，一本接一本地写书。

那些年，我开始信奉这样一句格言——“作为知识分子，你必须有一份不以此为生的职业”，罗斯福的这句话里有一种决然的挣脱，它告诫我，读书人应摆脱对任何外部组织的人身和物质依附，同时，其职业选择应该来自兴趣和责任，而与生存无关。这是一种来自西方的价值观，最远可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他将具有道德行为能力的人局限于“有产男性公民”，即“无恒产则不自由，不自由则无道德”。在一个一切均可以用财富量化评估的商业社会里，思想自由不再是一个哲学名词，而是一种昂贵的生存姿态，它应基础于财富的自由。

1990年代末，房地产业悄然趋暖，在财经世界浸淫多年的我，对照欧美和亚洲列国的经验，意识到这将是一个长期行情，而一生中也许只能经历一次。于是，我将几乎所有的稿费积蓄都投掷于购房。这是一个特别单纯的行动，无需寻租、无需出卖。你只要有勇气和懂一些货币杠杆的知识，购入即持有，持有即出租，一有机会便抵押套现，再复循环，财富如溪入壑，水涨船高。

2003年，我决定离开服务了十三年的单位。那时是中国财经媒体的黄金时代，我设想创办国内第一份商业周刊，在此前的2001年，我已经写出《大败局》，在商界有了一些信誉，有人愿意掏钱投资，有4A公司愿意入股并包销所有广告，我把这些资源打包成一份创业计划书，与至少三家省级报业集团洽谈刊号，不出预料的是，他们都表达了极大的兴趣，但无一例外的是，他们都以国家政策为由，提出控股的要求，有一家集团表示可以让民间持有49%的股份，“剩下的1%实在不能让出来。”

但在我看来，那剩下的1%就是自由的边疆。

最后，我放弃了商业周刊的计划。因为，书生不能有“君王”，即便为了理想，也不行。

不能办杂志，不能办电视台、不能办报纸，但我除了办媒体又不会干别的，于是，最后只剩下一条出路：办出版。

出版的书号也是牌照资源，但它有一个“半公开”的交易市场。

有交易，就有自由，而只有自由前提下的理想才值得去实现。

于是，有了蓝狮子。从第一天起，它的股东就全数为私人。

十年以来，我一直被蓝狮子折磨。就商业的意义上，出版是一个毛利率超低、账期极长、退货率让人难以忍受的“烂行业”，在当今的三百六十行，只有它还在“先铺货，后收款”。在很长时间里，蓝狮子名声在外，但规模和效益却强差人意。不过，我却从来没有后悔和沮丧过，因为它是我的理想，而且是一个可以被掌控的理想，更要紧的是，与我的众多才华横溢的朋友们相比，我没有为了理想，出卖我的“资本自由”。

浮生如梦，这一路走来三步一叹，别别扭扭。

在我们这个国家，最昂贵的物品是自由与理想。它们都是具体的，都是不可以被出卖的，而自由与理想，也不可以被互相出卖。

自由是世俗的，它不在空中，不在别处，它就在地上。作为一个读书人，你能否自由地支配时间，你能否自由地选择和放弃职业，你能否自由地在四月去京都看樱花，你能否自由地与富可敌国的人平等对视，你能否自由地抵制任何利益集团的诱惑，这一切并不仅仅是心态或勇敢的问题，而是一种现实能力。

与自由相比，理想则是一个人的自我期许和自我价值呈现的方式。千百年来，无数中国读书人为了理想以身相许，他们把自由出卖给帝王、党派或豪门，试图以此换取自我价值的实现。在我看来，这是不值得的。理想是一个“人生的泡沫”，可大可小，可逐步实现，也可以不实现，但是，自由不可须臾缺失。加缪在《西西弗神话》中论及“人的荒诞性”，曾说，“一个人始终是自己真理的猎物，这些真理一旦被确认，他就难以摆脱。”

那么，一个人能否拥有与之制衡的能力？

加缪提供了三个结果：我的反抗、我的自由和我的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