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要实行严格详细的垃圾分类，社交媒体爆发出一种“终于又有新话题了”的狂喜。其实上海并不是第一个实行严格垃圾分类的城市，生活垃圾也不像人们想的那样无序。

余华的《兄弟》里写了一个靠翻捡倒卖垃圾变成富豪的李光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破烂王”的形象在文艺作品中并不罕见。收破烂的很多，成王的才能进文艺作品。清末民初的北京风物记写“打小鼓的”，这些人走街串巷，收买穷人家看似完全没有价值的破烂东西。

过去物质不富裕的时候，所有的家庭都有一套俭省的方式，东西不会随随便便丢掉。市场买回来的鱼虾自己清理，鱼肠虾壳剩饭剩菜用来喂鸡鸭。养的鸡鸭自己杀，鸡血鸭血和内脏都清洗干净做成菜肴，连羽毛也不扔掉，晾干以后留着卖给上门收买的人。

即使在灯红酒绿的大上海，小弄堂里也有的是这样的生活。陈丹燕在《鱼和它的自行车》里写一个恋着英语老师的护士学校女学生，周末回家，看到厨房的窗台上晒着准备卖钱的东西：“鸡毛、橘子皮、甲鱼壳和乌贼鱼的白骨头。”现在如果小孩能准确地将鸡毛橘皮乌贼骨识别为湿垃圾，把甲鱼壳识别为干垃圾，一定会被夸奖为新时代环保乖孩子。

我小的时候，收破烂的人还蹬着三轮车定期在小区里转悠。父母交给孩子任务，把旧书报纸杂志分门别类，卖给收破烂的，零钱归孩子。因此小孩往往是垃圾分类的踊跃践行者。

几千万人的大城市每天吞下去新鲜整齐的大量物品，吐出各种各样的垃圾。要把这样大量的垃圾分门别类，靠少数专人不行，靠人工智能更不行，只能靠垃圾制造源头的几千万双手。

灰姑娘的后母把一碗豌豆倒进灰堆，要她不拣完就不能去舞会。灰姑娘把天上所有的飞鸟都叫来，请它们“好的丢进碗里，坏的吞进肚子里”。假以时日，这千万人的松散的工作流水线也能办成不少事情。在一个城市常住久惯的居民相信，对所有的新来者他们都有天然的权威，是垃圾分类的行家里手老师傅。与加拿大相比，英国的垃圾分得很粗，只分可回收与不可回收、厨余垃圾和花园垃圾。初来乍到时我常常对配偶发怒，因为他把纸张金属玻璃都放在同一个可回收垃圾桶，在加拿大这些都要分开；后来才发现原来他是对的，毕竟他才是本地人。

像我这样因为实验室训练而严守垃圾分类纪律的人，在厨房里自是忙碌地穿梭于不同的垃圾桶之间。做个凉拌黄瓜，我要先把黄瓜头切下来，包裹的塑料膜与黄瓜头分开扔进普通垃圾，黄瓜头则扔进厨余。详细的垃圾分类能让人因为怕麻烦而环保、健康起来。每次去市场，瓜果蔬菜能买散装的就不买包裹塑料膜的。

偶然心动想喝杯冷饮，想到每次在垃圾桶前彷徨，沾湿的纸杯算可回收还是不可回收，以及桶中前人扔下的各种正确和错误的例子，就打消了念头。

（本文作者：Harps，文章来源：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