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的深秋，差不多树上最后一片枯叶也跌落下来的时候，父亲抱病被逐出北京，40天后含冤惨死合肥；母亲带着刚刚1周岁的外孙被下放到粤北地区，隐名埋姓地与当地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我则早已被贬到大西北的荒山野漠之中。一家人死的死，散的散，天各一方，那份伤痛真是难以言表。

1972年，母亲实在难以忍受南方那潮湿多雨的气候，便上书周总理，要求改换一处离我较近些的北方农村。总理一个批示，就将母亲和我调到了陕西临潼的一个部队干休所定居。我被分配到附近的陆军26医院继续当医生；两个幼小的孩子接来身边；表妹小敏也来帮助操持家务。至此，苦苦分别了五年的一个残缺不全的家，又大体归拢起来，过了一年田园诗般怡然自得的日子。

1972年3月，陶斯亮与母亲、儿女一家在陕西临潼团聚

1973年，病重的主席念起了井冈山时代的旧部，亲嘱“让曾志回北京吧!”于是母亲带着陶铸留下的不完整的家，又回到久别的北京，落户南长街一座小四合院里，并且一住就是十年。

我们住的胡同叫小桥北河沿。名字真是好听！顾名思义，这里原先也许是小溪潺潺，河沿青青，小桥弯弯。但我们所见到的仅仅是一条小小短短的盲道，就像是南长街上甩进来的一条小尾巴。

这条“小尾巴”北边是民宅，南边则是一排灰色的大高墙，威严厚重又神密莫测，令人敬畏，那里面便是中南海了。我家那油漆斑驳的小红门，直对直的正是中南海的东北门(中央警卫局的大门)，两门相距也就十步之遥。

我家经历了生离死别的大苦大难之后，好不容易回到北京，一心一意想像普通老百姓那样，过一种恬淡平静的日子，不受任何干扰地打发时光。可是命运偏偏将我们放到这个伟大的邻居旁边来住。离开西门的噩梦还没忘却，转了一大圈又回到东北门来了。于是从1973年到1984年这十年间，中国政治上的一切风云变幻，悲也好，喜也好，坏也罢，好也罢，我们家总是无可奈何的受到对门的影响。

我母亲一搬进小桥来就神经过敏，就为对门那个哨位。那是8341的门卫，岗亭里有部电话机，母亲总认为那岗哨也是监视我们的，我们家的一举一动卫兵都可以随时打电话汇报给海里。有一个时期，对门的两扇门关上了，但门上开了个观察孔，如果有人来按我家门铃，常常会有人从这孔往我们这边望望，于是母亲又疑心这个孔也是为监视我家而开的。这也难怪母亲，那年头，眼珠子瞪错了地方都会被打成反革命，更不用说门口站着个活人大警卫了！

不管这哨位有没有监视我家的任务，但毕竟对面是中南海，那里面住的毕竟是与我们“红”“黑”两色的人，并握有生杀予夺的权力，所以也就难怪母亲为何会如此地惊惧不安了。

我很怀疑那时有没有像现在这样精密的窃听器，也怀疑人家值不值得对我们这孤儿寡母的一家进行监听，但母亲总是遵从“隔墙有耳”的古训，一到说犯忌话就嘱咐我们(客人也是)将声音压得低低的，有时战友来探望，也互相咬着耳朵说话。那情景，活像地下工作者在接头。

丁修阿姨(母亲在东北工作时期的老战友）是我家最受欢迎的客人之一，我最喜欢听她用胶东口音骂“四人帮”，那才叫痛快哩！她不仅心直口快，而且噪门还特大，大有股子不管不顾的劲头。逢到局势紧张的时候，如1976年反右倾翻案风时，母亲就拉她进厕所，门窗关得严丝合缝，两人坐在小竹凳上，为党和国家命运而忧心如焚。十分有趣的是，抓“四人帮”的消息，也是我在厕所里讲给母亲听的，当时8341部队负责人张耀祠的女儿是我的好朋友，所以我知道得很早，母亲听后只小声说了一句话:“我怎么心跳得这么历害！”

观察了一段，对门那部电话机似乎并未为我家使用过，但母亲没有想到，另一件事，从另一个途径，被报进了中南海里。

那是两个小家伙犯的事，在中组部幼儿园里，3岁的女儿对一位小朋友说:“我姥爷是被坏蛋害死的。” 而4岁多的儿子跟随别的孩子瞎起哄时，竟被举报说他喊反动口号！

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有体会，这种事情，对我们这样的一个“黑帮家庭”来说，将意味着什么！果然，幼儿园当作严重政治事件而汇报到中组部核心小组，中组部又作为阶级斗新动向而汇报到当时的中央。当时在中央任要职的×××和×××亲自批示道：这是一个政治性问题，是小孩父母教的，企图搞阶级报复，要对曾志同志进行批评教育并令其做出检查。当时中组部负责人找母亲谈话并责成母亲写出检讨。这份批示被放进了母亲的档案之中，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清理档案时才将其撤出。

其实说儿子喊反动口号是真够冤枉的，因为在我们这个“黑帮家庭”里，我的儿子绝对算个红彤彤的革命大左派！

1976年元月，北京人民十里长街送总理，那几日，母亲、丁修阿姨和我泪流不断，悲不能禁。儿子却无动于衷，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天安门事件后他刚好入小学(春季班)，上学的第一天放学回家，一见我就兴高采烈地说:“妈，我们学校今天听报告，讲反击右倾翻案风，可好听啦！”顿时，觉得我脸上那笑真比哭还难看，后来他又去参加“反击右倾案风”的游行，开心得不得了。我原以为孩子只是好奇贪玩，一时图新鲜热闹而已，但是不久，我便不得不改变了看法。

1976年7月的一个凌晨，人们还在甜睡时，大地震发生了！母亲拖着我儿子，我拽住女儿，大家都跑到院子中间来，母亲首先想到的是抓起一条毛巾，将儿子裹起来；儿子首先想到的却是抱出毛主席的瓷像来(就是文革中家家都有的那半身像)，他将瓷像放在他认为最安全的门洞里，又放了把小凳和一只暖壶，然后“谆谆告诫”我们说:“咱们家什么都可以不要，也要保护好毛主席的像！待会儿再发生地震，我就守着毛主席。”我暗自好笑，心想：一点都不傻，还知道放壶水！

1976年9月9日，当广播里播出毛主席逝世的消息时，谁也没有想到儿子会那样地嚎啕大哭，看他伤心欲绝的样子，我们都惊呆了。儿子四处找来花朵，围在毛主席的小瓷像周围，又撒了些花瓣儿，还找来一条黑纱搭在瓷像上，那张稚气的小脸是那么的哀伤，我们都被他那毋庸置疑的真诚给感动了。

1981年8月，陶斯亮与母亲曾志、儿子小亮在小桥北河沿家中

“四人帮”倒台后，我们对门成为新建立的中纪委所在地，于是，我们又有幸目睹了世界仅有的大上访的一幕。

“肃反”、“三反五反”、“反右”,“反右倾”,文化大革命……解放以来一系列的政治运动，所谓“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制造了多少冤案！又究竟有多少冤魂在中国的大地上飘荡！

中国历史进入了拨乱反正的时期，春暖乍寒的大地，刚刚苏醒的心灵，人们开始陆陆续续从四面八方到北京上访，于是我家对门从寂静无声逐渐开始人多起来。

什么样的上访者都有，从干部，知识分子，到工人农民。他们往往清晨即来，日落仍不愿离去，执著地日复一日的守着对门。他们个个脸色沉重，目光呆滞，衣着简陋（甚至破旧），行动畏缩。他们几乎个个手里提着一个廉价的塑料包，那里面装的便是生命攸关的申诉材料了。也有在地上摆状子或双手举状子的。而最令人触目惊心的一幕是，有一老农席地而坐，面前摆着一纸状一包袱，他将包袱打开，里面竟是一颗人头，确切说是个骷髅，上面还沾着腐肉毛发和泥土。这是他儿子的头颅，好惨！若不是有天大的冤，这本本分分的老农，怎会挖出儿子的头颅，怀抱着千里迢迢来京申冤呢？

这来自对门的沉重，这一群群不幸的人们，这触目惊心的苦难，像铅一般压着我家，不是吗？就在不久之前，我也像这些人一样，为父亲的平反而奔走哀告；一笔一笔地抄写着要求昭雪的材料；满怀希望的将材料寄出，明知毫无结果仍要苦苦地等待……唉，上访者——命运的受难者，又是命运的抗争者。苦难固然可怕，然而人们与苦难的搏斗过程却更是惊心动魄！尽管这一切都在寂静中进行着。

那时，儿子也就八、九岁吧，是女性家庭宠出来的“贾宝玉”，也是左邻右舍出了名的调皮蛋，他有两大特点：一是只要他回家(从幼儿园或学校)，家里就好像来了千军万马外带各种轻重武器一样，以至有一天邻居老奶奶向母亲抱怨道:“你家有几个孙子啊!怎么那么吵啊?” 第二个特点是特别好热闹，家里来客人数他最热情，有时热情得出了格，什么拍人家肚皮、捏人家鼻子、抠耳朵眼、蒙眼睛……凡此种种，让客人直感到受了场不大不小的刑法，弄得有些客人来访时，站在门口先问小亮在不在，听说不在才大大松口气跨进门来，嘴里还喃喃自语，“不在就好!不在就好!”儿子“皮”，开始叫他“皮亮”，后来索性叫“屁亮”，这昵称甚好，我一叫“屁亮”，儿子就会屁颠儿屁颠儿跑过来。

“屁亮”如此爱好热闹，如今门外这千奇百怪、五花八门的事情，真是让他目不暇接。我们不让他出去，他就趴在南屋的窗口上往对门看，一看就是一两个小时。渐渐地，在孩子的好奇心中，滋生了人类最基本也是最伟大的感情——同情心！面对这么多的不幸和苦难，儿子那稚嫩洁白、没有一星尘土和皱褶的小心灵，被深深地震动了，他不知不觉地也被卷入到这些人的命运中去。

一天，儿子看见从胡同口来了位特殊的上访者，一位下肢瘫痪的残疾人，这人跪在一块小木板上，将废了的双腿固定于板，用一根绳子拖起木板悬桂在颈上，两手各抓一个小板凳，用以支撑身体，并代步行走。这种“行走”方式是如此之艰难，完全靠双臂和颈部来带动全身，每挪动一寸，你都觉得会比拄双拐还要难上千百倍。但令你更惊异的是他那顽强不屈的意志力，他拖着这残体已来了几次了。每当暮色将临，他又一次失望地离去时，望着爬在地上挣扎的这个生命，人们不由得深深叹息——既为生命的悲惨又为生命的倔强。

儿子对这位残疾上访者充满了怜悯和同情。开始儿子给他送水喝，到后来从家里拿馒头等食物给他吃，一来二去两人熟了，儿子常常蹲在他旁边跟他聊天。从谈话中儿子了解到他是在“文革”中被摧残的，如今贫病交加，生计无着，所以才来找中纪委。但找中纪委的人太多，他又没有条件去与人家抢先，所以总也轮不上他的份。对这残者的申诉，儿子可能似懂非懂，但他明白一点：此人需要帮助，而且是特别的帮助。可是怎么帮法呢？旁边有小孩起哄说：“你找你姥姥啊!你姥姥是大官!”于是突然开窍的他对那人说:“我姥姥一定能帮助你!”“你姥姥要是不愿意呢?”“那我就不叫她姥姥了!”儿子小脸上一副毅然决然的表情。

儿子帮他挪到我家门口的台阶上坐下，嘱咐他：“我姥姥一会儿就该回来了，她在门口下车，你就扑上去求她。”

我母亲当时为中组部副部长，正协助耀邦同志解决大量的冤假错案。这天她下班回家，一下车就见一残者匍匐于脚下，小外孙在一边苦苦求情，“姥姥，他太可怜了，你帮帮他吧，你一定要帮助他啊！”母亲立即将此人请进家，详细了解情况，方知这位残者并非一般百姓，他是清华大学高材生，本是国防科委XX所的研究人员，“文革”中被打残成这个样子，并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关入牢狱。一个截瘫病人，在私设的牢房之中，哪里还有一点点人的尊严可言，那猪狗般的污辱，外加精神上的折磨，真是常人难于想象的，可是他却奇迹般活了下来，并开始了不屈不挠的上访。

母亲被深深打动了，在她的直接过问和指示下，这位残者在政治上平了反，回到原单位，分到一居室，工资照发，组织上还派了专门照护的人，并花钱订做了一把轮椅供他使用。

这位上访者后来给母亲写信，情真意切地表扬了儿子，说他“不愧是革命家庭教育出来的好后代”。对此儿子哧哧直笑，他觉得这些词儿用得太大了。

后来儿子慢慢长大，最终走上了一条并不符合我设想的道路，他的种种种种都曾让我气恼、烦心、忧虑，一种母亲的失落使我曾有一刻疏远了他。但是每当想起儿子当年的善举时，又觉得儿子本质上还是挺善良的，心也就随之软软的、慈慈的、暖暖的了。

时光如梭，中国进人了开放改革的时期，中纪委搬走了，中南海毛主席故居对民众开放，于是我们对门又成了参观入口处。

这下可好了！往日安静的小胡同人头攒动，车水马龙，人们三五成群或一家子一家子地拥来，脸上早已扫掉“文革”时期的晦气，个个兴高采烈，神爽气朗，为能进入这往日想都不敢想的禁地，为能一睹毛泽东主席的书房、卧室，感到莫大的荣幸和满足。

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也在小胡同里应运而生。什么卖汽水的、卖冰棍的、卖大碗茶的、卖面包的……比比皆是，生意兴隆。

我家南墙根下成了自行车存放处。有认识我家的，就干脆将自行车推进家里来。我家的台阶成了人们的歇息之处。有时推门出去，见台阶上坐着好几个“阶级弟兄”，你得见缝插针才能走得下来。

我们家失去了往日的宁静，从早到晚人声鼎沸，嘈杂声像海啸一样，一浪高似一浪地碾压着我们的耳膜，但我们家的每个人，对这来之不易的快乐的喧嚣，却没有一丝一毫的埋怨。

1983年，73岁的母亲从岗位上退了下来。为了照顾我上班方便，举家搬到西郊万寿路一所大院，住进了一栋灰砖的公寓楼。

别了，小桥！别了，小四合院！别了，十年来相依相挨的对门！

凭心而论，十年间我家与对门友好相处，不曾记得它给我家带来过什么烦扰，但它毕竟是太特殊了！你不能不认为，那方寸之中，真包容着中国的大事情哩！

你看，“文革”时代，这里是中央警卫局，壁垒森严，百姓们噤若寒蝉；拨乱反正时期，这里是上访者的再生之地，不幸的人们纷纷来找中纪委平反昭雪；进入开放改革时代，这里又变成欢声笑语的中南海公园。这不就是十年间，中国从深重的灾难中走向希望，走向光明，并最后获得新生的过程吗！我家目睹并经历了这一切，并因之而使小桥居家十年变成了非同寻常的记忆。

（本文作者：陶斯亮，来源： 天道和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