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中记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做人树立德行是第一位的，其次才是建功立业，著书立说，这三样东西，永远不会腐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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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的“钢琴王子”李云迪登上违法失德艺人名单，令人唏嘘。看到这样的新闻，有时甚至难以置信。

文艺工作者在舞台上塑造的是角色，在生活中塑造的是自己的形象。但“生活作品”比荧屏作品更需要责任和担当。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文艺工作者应当认真践行“德艺双馨”。

“德艺双馨”毫无疑问应是以“德”为先，做到“有德”则首先要遵守法律法规，再是要尊重社会公德，恪守职业道德，加强自律，树立良好社会形象。“艺”则是从业者的技能。

“德艺双馨”有着明确清晰的内涵。“百行以德为首”，德是立身处世的根本，没有德行，做不成事，更做不成人。唯有内外兼修，方能德艺双馨。

要知道，遵守法律，尊重社会道德，以高标准要求自己并爱惜自身的羽毛，是全世界最基本的法则。

德者，得也，先有德，而后才能谈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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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不配位，必有灾殃；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鲜不及矣。”如果自身的德行，无法与所处的地位及财富相匹配，就容易招致灾难。

做人，以德为先。

明代嘉靖年间，内阁首辅严嵩，权倾朝野，专擅国政近十五年之久，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然而，严嵩在朝期间，身居高位，没有想着报效朝廷，造福百姓；反而忙着结党营私，贪赃纳贿，陷害同僚，导致国力衰弱，民不聊生。父亲的德行，儿子严世蕃耳濡目染，言传身教之下，更是跋扈骄奢，肆意妄为。

嘉靖四十三年，严世蕃案发，恶迹败露，最终严世蕃腰斩弃市；严嵩被罢官为民，在贫病交加，举国痛骂中凄凉死去。

“德不称，其祸必酷；能不称，其殃必大。”

一个人的德行不够，就无法驾驭超出能力的权利、地位和财富，结果必然不堪重负，人毁房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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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三国时期刘备的“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还是元代许衡的“梨虽无主，我心有主”；亦或是清代林则徐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对于心中自律的坚守，他们做到了始终如一。

“纯洁的良心比任何东西都可贵。”做人最重要的是守底线，底线是做人的根基，是不能轻易触碰的临界点，更是一个人的核心。

“无论你出身高贵或者低贱，都无关宏旨，但你必须有做人之道。”

东汉时期，有一人名叫杨震，奉旨出任一方太守，途径一县城，当地县令是他曾经提拔过的一位官员。

这天晚上，官员身带十斤黄金前来拜见，并献给他来感谢昔日的提拔之恩。杨震坚决不收，官员说：“天黑并无人知道。”杨震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能说无人知道呢？”

这就是后世所传“杨震四知”的故事。

世上再隐秘的勾当，终会有被揭穿的一天。

“在真相肯定永无人知的情况下，一个人的所作所为，能显示他的品格。”为人处事，我们要深知有所为有所不为，不要不该要的东西，不干不该干的事情。

身子坐得正，便不怕影子斜。不管身在何处，何种境况，守住自己的良心，坚守自己的做人底线，方可做成品行端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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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纪守法是做人的底线。谁敢于突破底线，挑战国法和公德，就是自作孽不可活。

古有《三字经》记载“德”之要求：仁义礼智信，此五常，不容紊。

今有《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提到公民思想应践行的标准：爱国奉献、明礼遵规、勤劳善良、宽厚正直、自强自律。

纵观古今，无论是国家还是企业，选拔人才的标准，都以德为首，讲究德才兼备。

能力不强，德行很好，培养成功后一样成才；而德行不好的人，能力越强，危害越大。

一个人有没有能力，决定了他能走得多快；而一个人有没有德行，则决定了他能否走得远。

“人生一世，唯有德行，可立一生。”为人处世成家立业，都以道德为准绳，播洒人间真善美，才能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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