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体上说，我对明朝的印象不是很好，觉得满纸都是血腥和暴虐。按理说，将赤县神州从蒙古鞑子手里重新夺回来，多少应该有天下一家的主人翁意识，但恰恰相反，不论是对待体制内的官僚，还是对待普通的老百姓，明朝都特别的残暴，有时候那股子狠劲儿，感觉就像是在搞种族清洗。所以上面那条段子，尽管我没有去考据过，但我觉得那多半是真的。明初的富商中，我不记得有个叫万二的人，但记得有个沈万三。因为太高调，脑壳进了水，居然要替皇帝去犒赏军队，结果被抄没家产，流到了云南。相比之下，万二是个绝对的智者，他敏锐地窥见了新王朝的底色，因此而苟全性命于乱世。我敢说，在明朝初年，像他这样的人少之又少。

这使我想起了另外两个人：胡适和张爱玲。鼎革之际，人人都觉得未来不可限量，跃跃欲试，都想为新国家添砖加瓦，唯独胡先生不这么认为。当同侪们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时，胡先生丝毫不为所动，淡定地打包他的藏书，准备去往孤岛。那里虽是弹丸之地，面包与自由却能兼而有之。张女士则是参加了上海的某个会议，据说当她穿着时髦的旗袍走进会场时，看到的是数百名女性身着款式一致的灰蓝色中山装。这个细节立即让她警觉了起来，1952年，张女士毅然自香港起航，远赴美国，终生再也没有踏上生养她的土地。

胡适和张爱玲距离万二的时代相差足足五百多年，但我觉得，他们的这些经历，本质上都是一样的。有人说，历史常常会有惊人的相似。上述这些故事，就是对这种相似最好的例证。问题是，当相似的历史一再上演时，会意味着什么呢？我觉得，除了深深的绝望之外，好像已经没有别的了。相似的历史事件越多，尤其是悲剧性的事件越多，只会说明一个问题：历史往复循环，时代从未进步。

这几天舆论又一次把目光聚焦到了马云身上。有消息说，他很快就会辞去阿里的所有职务。有好事者，用一个酷似马云的民工在火车站走过的镜头揶揄之。也有人同情刘强东，认为他太高调了，简直就是当代版的沈万三，竟然说本朝在他有生之年可以实现共产主义。这话原本是皇上标配的台词啊，就这么硬生生地被他给抢了戏。还有范冰冰，我们以前无比崇敬的“范爷”，据说她现在已经在吃牢饭。事儿到底有多大，一切都要等《新闻联播》的通稿。不知为什么，我看了“范爷”的传言后总是忍不住想起前些年在微博上红得发紫的薛蛮子。据说老薛嫖娼被逮住后，人家话说的特别客气：薛总，咱今儿不是为你嫖娼来的，咱就说说，你这些年办企业偷税漏税没？

作为芸芸众生里最普通的人，对这些事情，大体上也就是抱了一种“预定大瓜”的心态，当好看客而已。我真正在乎的还是，能在有限的生涯里，多写几篇好文章，多出几本好书。但是，我发现，即便如此卑微的念头，也很难顺遂。约莫昨天此时，我在公号上推送了新更的一篇文章，我觉得很疲软，很含蓄，但连20个小时都没坚持下来，就宣告沦陷。

事实上，多年来我每次写完一篇文章，都要先自我审查和阉割一番：这句话太过了，删！那个词太刺眼了，改！但没有任何作用，结局都是一样的。每每此时，我都会想起来十多年前看过的一本小说，武则天要谋害长孙无忌。临终前，别人问他，我们到底犯了什么罪？长孙无忌说，不是因为我们犯了罪，而是我们早就被定义为罪人。在写文章这件事上，我们有什么错？根本没有。

那些和沈万三一样富甲天下的人，看起来好像比草芥下民要高贵很多，实际上也没多少区别。你觉得你纳了税，捐了粮，做了公益，为很多人提供了工作机会，就应该高人一等，那只是你觉得，别人可不这么认为。别人也许会把你看成一头猪，正在养秋膘，好选个良辰吉日宰了吃肉。两千年了，历史都是这么演绎的，能有例外吗？几年前，当李嘉诚全身而退的时候，举国汹汹，甚至还有傻逼叫嚣要将人给逮回来云云。那阵子，我总是想起范蠡给文种信中说的那段话：“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文种胆子小，被范蠡这番诛心之论给吓到了，从此称病不朝。可是，也有些人，脖子就是硬，偏偏不信那个邪。

万二跑了。终于，该轮到文种后悔了。

（本文作者：云从龙，摘自其微信公众号：作家云从龙，本文配图来自网络，图文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