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分冷淡存知己，一曲微茫度此生。
“九如巷张家的四个女孩，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叶圣陶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
合肥四姐妹，指的是张元和、张允和、张兆和以及张充和。若我是男子，能在四姐妹中选择一位，最想娶的不是最有名气的三姐兆和，而是小妹充和。
在不知道充和的存在之前，我以为闺秀这种生物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绝迹了。完全无法想象，时至今日，在与我相隔数万公里的大洋彼岸，一位101岁的老人仍保持着上个世纪初的生活方式：每日晨起，即磨墨练字，吟诗填词，偶尔和同好们举行昆曲雅集，拍曲互和，以乐终日。
这位老人，就是现居于耶鲁的张充和。
她从遥远的民国走来，在旧时月色和习习古风中长大。她的名字，曾经和沈从文、卞之琳、俞振飞等人相连，一同成为那个年代的传奇。如今，故人早逝，时移世易，属于她的时代已经永久地过去了，她却仍然选择活在她的时代里，在去国离乡数万里之外。这是一个奇迹，独属于她的奇迹。
和林徽因、唐瑛等民国名媛不同的是，张家四姐妹属于传统仕女。她们的爱好、才艺乃至心性都很“旧派”，即使时代再跌宕起伏，生活再颠沛流离，她们仍固执地保持着她们闺秀式的生活方式，时代影响了她们的生活轨迹，她们的生活本质却并未改变。这一点，在充和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她考北大，国文是满分，数学却拿了零分；
她嫁给了洋人傅汉思，可他是个汉学家，对中国历史比她还要精通；
她在美国的耶鲁大学任教，教的却是中国最传统的书法和昆曲；
她常和一位叫咪咪的美国女士切磋中国艺术，后来那位女士成为了比尔盖茨的继母；
年少的时候，她在苏州拙政园的兰舟上唱昆曲，如今，她仍在耶鲁的寓所和人拍曲。她的箱子里，珍藏着乾隆时期的石鼓文古墨，她的阁楼上，摆放着结婚时古琴名家赠予她的名琴“霜钟”，她亲自莳弄的小园里，种着来自故乡的香椿、翠竹，芍药花开得生机勃勃，张大千曾对着这丛芍药，绘出一幅幅名画。
张大千甚至还给充和画过一幅仕女图，画于抗战年代。画中的充和只有一个纤细的背影，身着表演昆曲的戏装，云髻广袖，似要凌风飞去。
也许很久以后，回顾中国艺术史，充和留给后人的印象，就是这么一个淡淡的背影吧。即使是在最好的年华，她也似乎无意正面展现她的美。
充和出生于合肥一个大家庭，曾祖父张树声曾是淮军将领，官至两广总督。到了充和父亲张武龄这一代，已经“弃武从文”，他索性离开了合肥，在苏州创办了乐益女子中学。
充和是在上海出生的，在生她之前，母亲陆英已经连续生了三个女儿，所以充和的出生并没有给这个家庭带来太多惊喜。她一生下来，就被叫做“小毛姐”，意思是最小的姐姐，陆英实在是盼望后面能有个儿子了。充和生下后母亲没有奶水，整日啼哭，陆英又要彻夜照顾婴儿，又要管着一大家子人，十分疲累。
充和的一个叔祖母心疼陆英，主动提出想收养小毛姐，但提出要找人算一卦，怕自己命硬妨害到小孩。陆英爽快地说：“她有自己的命，别人是妨不到的。”就把充和交给了叔祖母。后来充和回忆说，这是因为母亲心大，考虑到叔祖母没有后代，需要过继个孩子做继承人，陆英之后还将四儿子宇和也过继给亲戚了。
叔祖母把还只有八个多月的充和带回了合肥老家，在那里，她一直生活到十六岁。叔祖母是李鸿章的侄女，很有见识，相当重视小充和的教育。她曾经为充和请过一个先生，那位先生科举气很重，爱教充和骈文之类，她觉得很不满，就给充和换了一个老师。这位老师名叫朱谟钦，是吴昌硕的弟子，既有才学也很开通，他教充和学古文，是从断句开始，一上课就交给她一篇《项羽本纪》，让她用红笔断句。他还专门编了一本同音异义词的书，用来解释词义。
充和很喜欢这个先生，喜欢的原因之一是“他主张解释，不主张背诵”，另一个原因则是“他居然没有想到骗我的古墨”。充和的一位长辈曾经给过她几锭古墨，她用来练字，朱先生见了，提醒她说：“你小孩子家写字，别用这么好的整墨，用碎墨就行了。”古墨的价值是很高的，充和初到美国生活困窘，忍痛出售了珍藏的十方墨，当时卖出了一万美金。
朱先生还专门弄来了颜勤礼碑的拓本，教她练字。充和说，颜碑用来打基础是非常好的，直到年老，她每过几年都要临一次颜勤礼碑。可惜后世的颜碑拓本都是经过裱过的，字体太肥，临摹起来完全走样了。
对比起《牡丹亭》中那个迂腐的先生陈最良，朱先生真是再可爱不过了，难怪春香要闹学了。那时的教育是先生和学生朝夕相处言传身教，充和随朱先生从九岁一直学到十六岁，这七年间，朱先生也只有她一个学生，他留给充和的，应该不仅仅只是深厚的国学知识。
叔祖母去世后，十六岁的充和回到了苏州九如巷。父亲创办了女学，三个姐姐受的是中西结合的教育，这和充和的私塾教育是完全不同的。姐姐们更为洋派，充和的旧学功底则最好。
少年时姐妹间发生了一件小事，从中可以看出她们不同的个性。充和回来后有次被分给二姐允和做学生，允和给她取了个新名字叫“王觉悟”，还自作主张把这个名字绣到了充和的书包上。充和见了很不悦，反问道：“哪有人改名字，把姓也改了的？”一贯机灵的允和哑口无言，只得把绣的字一点点拆掉了。忍不住吐槽一句，王觉悟，这个名字真是又红又专啊。
相对于三个姐姐，充和反而和弟弟宇和相处得最好。宇和小时候也过继给亲戚了，这时两人都刚刚回苏州的家生活，宇和个头大，心细，对这个小姐姐格外照顾，常常带着她到处玩。
苏州生活让充和的人生路上从此多了项终身陪伴的爱好——昆曲。张武龄和陆英都是戏迷，张武龄还特意请来了苏州全福班的尤彩云来教孩子们唱戏，受此影响，女儿们也喜欢上了昆曲。
四姐妹中最迷昆曲的是大姐元和，她特别喜欢登台表演，后来甚至嫁给了名小生顾传玠。充和呢，更多的是将昆曲当成“玩儿”，她曾说：“她们喜欢登台表演，面对观众；我却习惯不受打扰，做自己的事。”在苏州拙政园居住时，相传她夜晚常常一个人在兰舟上唱昆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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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在回忆西南联大的往事时，也提到过充和不爱扎堆的特点。在文章中，他写道：“有一个人，没有跟我们一起拍过曲子，也没有参加过同期，但是她的唱法却在曲社中产生很大的影响”，“她唱得非常讲究，运字行腔，精微细致，真是‘水磨腔’。我们唱的‘思凡’、‘学堂’、‘瑶台’，都是用的她的唱法（她灌过几张唱片）。她唱的‘受吐’，娇慵醉媚，若不胜情，难可比拟”。
可惜那个时候没有录像，我们已经很难想象，年轻时候的充和唱起昆曲来，是怎样的娇慵醉媚，难以胜情，幸好张大千以一张仕女图留住了她的风姿。我们只知道，抗战年代，她凭着一出《游园惊梦》，惊艳了当时的重庆。上个世纪80年代末，为纪念汤显祖诞辰三百周年，她回国和大姐元和演了一出《游园惊梦》，仍赢得了满堂彩，其中一张剧照被俞平伯评为“最蕴藉的一张剧照”。
二十一岁这年，充和以语文满分、数学零分的成绩被北大破格录取。
当时她怕考不上，报考用了个化名“张旋”，进校后胡适碰到她时曾说：“张旋，我记得你数学不大好。”把她吓了一跳，以为这个可能要被清退了，系里老师安慰她说，胡适那是吓唬你的，都进来了还要补什么补呢。
北京大学国文系，张充和听过胡适讲文学史和哲学史，钱穆、俞平伯、闻一多都是她的老师。但充和对学校之外的世界更感兴趣，北大旁边的清华，有位专业昆曲老师开课，她经常前往聆听。之后她退学了，患肺病是一个原因，还有个原因是她对学校里的政治集会、共产党读书会之类的活动不感兴趣。
退学后，充和曾随沈从文一家去过昆明，跟姐姐姐夫住在一起，再后来回到北京，她还是住在沈从文家里。在她眼里，这位三姐夫是个不爱说话，但很有才的人。我一直觉得，四姐妹中，允和、充和对沈从文的理解不在兆和之下。沈从文去世后，远在海外的充和发来悼文：“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星斗其文，赤子其人。”寥寥十六个字，却写尽了沈从文一生，充和可谓沈从文的知音之人。后来这十六个字被铭刻到了湘西沈从文的墓碑上。
抗战爆发后，充和到重庆教育部礼乐馆工作，结交沈尹默、章士钊等名士，并师从沈尹默学习书法。沈尹默说她的字是“明人学写晋人书”，评价很高。在苏炜的《天涯晚笛》里，说了一个有趣的小故事。沈尹默为人很有绅士风度，一次坚持要送充和去坐公交车。他高度近视，充和担心他找不到回家的路，特意没上车偷偷跟在他身后，直到他平安返家才离去。这对师生的作派，听起来像《世说新语》中一流人物。
书法可以说是充和一生至爱。她曾说，自己不爱打扮，不喜欢金银珠宝，但笔墨纸砚一定要用最好的。由于长期练习书法，她年老了臂上肌肉仍有如少女般有力。在重庆那段时间，哪怕是经常要跑警报，她仍然坚持书写，防空洞就在桌子旁边，她端立于桌前，一笔一划地练习小楷，警报声一响，就可以迅速钻进洞中躲避。
谈到女子，总绕不过一个情字。充和最初为大众所知，就是源于一段情事。
情事的男主角大家并不陌生，他是当时有名的诗人卞之琳。相传那首知名的“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就是诗人为充和所作。
卞之琳是沈从文的密友，那时充和正住在姐夫家里，两人得以相识。于充和，只是多了一个如水之交的朋友，而于卞之琳，却多了一个终生倾慕的女神。卞之琳苦恋张充和，几乎成为了当时文学圈内公开的秘密。他持之以恒地给她写信，甚至在她出嫁后去了美国，仍孜孜不倦。他苦心收集她的文字，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送到香港去出版。他追求她长达十年之久，直到45岁才黯然结婚，对她的爱恋，持续了大半生。
可是，多年后，和朋友兼学生苏炜谈到这段“苦恋”，张充和说：“这完全是一个无中生有的故事，说苦恋都有点勉强。我完全没有和他恋过，所以谈不上苦与不苦。”他精心写给她的那些信，可能有上百封，她看过就丢了，从来没有回过。她以为这样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可他还是坚持不懈地给她写信。当苏炜问到，你为什么不跟他说清楚呢。充和回答说：“他从来没有说请客，我怎么能说不来。”
在充和的印象里，卞之琳人很不开朗，甚至是很孤僻的，性格又收敛，又敏感，属于“不能惹，一惹就不得了”的类型。所以她总是不敢“惹”她，从来不敢单独和他出去，连看戏都没有。之所以传出苦恋的传言，可能是因为当事人表白和拒绝的方式都太委婉。
卞之琳不是充和喜欢的类型，她喜欢性格开朗单纯的人，后来选择的傅汉思就是这种类型。除了性格外，卞之琳的才华也打动不了充和，他当时是以新诗闻名诗坛的，可充和没有被卞之琳和他的诗歌所吸引，她认为卞的诗歌“缺乏深度”，人也“不够深沉”，“爱卖弄”。没办法，教育背景和审美追求都不同，在旧学中浸淫一生的充和对“明月装饰了你的梦”实在是欣赏不了。
可叹的是，卞之琳从未停止过对充和的这份倾慕。1953年，卞之琳到苏州参加会议，恰巧被接待住进了张充和的旧居，秋夜枯坐原主人留下的空书桌前，痴情的诗人翻空抽屉，瞥见一束无人过问的字稿，居然是沈尹默给张充和圈改的几首词稿，于是宝贝一样地取走，保存了二十余年。1980年卞之琳访问美国时，与充和久别重逢，将词稿奉归原主。充和说他只不过是单相思，可纵然是单相思，能够持续如此之久，感情如此浓烈，即使得不到回应也足够动人了。
1948年，充和在炮火声中嫁给了傅汉思。那一年，她已经三十五岁了。她和傅汉思也是在沈从文家里相识的，一开始，傅汉思是来找沈从文的，后来就专门来找她了，连沈从文的儿子小虎都亲昵地叫他“四姨傅伯伯”。
在重庆的时候，章士钊曾向张充和赠诗一首，将她比作蔡文姬：“文姬流落于谁氏，十八胡笳只自怜。”这令张充和很不高兴，她觉得这样比喻是“拟于不伦”。直到嫁给傅汉思后，她每每自嘲道：他说对了，我是嫁给了胡人。
对傅汉思这个终身伴侣，充和是满意的。她提及他的次数不多，说汉思是个单纯的好人，被人欺负了也不知道。巧的是，这对中西合璧的伉俪称得上志同道合，他们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爱好者，充和说汉思的汉学修养很深，对中国历史比她还要了解，写起文章来一篇是一篇，让她很服气。
这段婚姻对充和的最大影响是她终于选择了远渡重洋。1949年，整个中国面临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充和敏感地察觉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在未来的中国缺少梦想的空间。
“应该让那些‘弹性大，适应力强’的人去接受社会主义革命。”带着这样的想法，充和和汉思在上海搭上个顿将军号前往美国，随身带着一方古砚，几支毛笔和一盒五百多年的古墨。
这个最着迷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最终却选择了去国离乡。她离开的时候还预想不到，二十多年后，她所着迷的文化在故国大地上被粗暴地清除，三姐夫沈从文被迫去扫女厕所，二姐夫周有光下放到农场。而孤悬于海外的她，反倒保存了一方传统文化的小天地。天地虽小，但能够容下一个优雅而干净的灵魂，已经足矣。
充和对自己的吟诗作词，有一个特别有趣的比喻，她说自己写东西是“随地吐痰，不自收拾”。
说这句话时，她已经是九十多岁的老人了，老小老小，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真是一派天真，可爱极了。
充和一生醉心艺术，但始终保持着老派人游于艺的态度，书法也好，诗词也好，都是写了就写了，没想过要结集出版，更没想过要去抢占艺术史上的一席之地。
她很早就开始了写作，随写随丢，一生中从未主动出版过任何著作。倒是那位暗恋她的诗人一片痴心，私下将她发在报刊上的作品都收集起来，拿去香港付印。在耶鲁任教时，一名洋学生自费给她印了本诗集，名字很美，叫《桃花鱼》，装帧也很美，收入的诗只不过寥寥十几首。她百岁时，广西师大出版社推出了一套张充和作品系列，分别是《天涯晚笛》、《曲人鸿爪》和《古色今香》，收录的其实都是些充和无意中留下的零光片羽。
充和本是无意于以著作传世的，做什么都是随兴而至，她曾经说过：“我写字、画画、唱昆曲、做诗、养花种草，都是玩玩，从来不想拿出来给人家展览，给人家看。”苏炜回忆他和洋学生向充和学书法时，充和经常用清水在纸上写字教他们，他们试图游说她用墨写在宣纸上以图保存，不料一向温和的老人居然生了气，坚持就要用清水写。
英国诗人济慈的墓志铭上写着一句话：这里躺着一个人，他的名字写在水上。充和，也是这样一个“把名字写在水上”的人啊。写的过程就是消失的过程，像飞鸟掠过，天空却并没有任何痕迹。
不过，充和这样旧派的人，未必会喜欢这类新诗风味的句子。她自撰的诗中有一句意思和此相仿，足以概括平生：十分冷淡存知己，一曲微茫度此生。
这一曲微茫，正是民国年间的古韵遗响。随着那个年代的远去，已成绝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