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搬了好几次家，每次父亲都告诉我，不可以把那个桌子给扔了。我扔了很多旧家具，唯独保留着比我还要年长的旧桌子。

那是一个四条腿的木头方桌。从我记事起，我们一直在这个桌子上吃饭。桌子是鹅黄色的，桌面中间画有圆圈，圈里是一对鸳鸯，多年后桌面被擦拭成花脸，母亲买了漂亮的塑料桌布，不知换了多少次桌布了。后来家里盖了时兴的花槽木头新房子，置办了一些新家具。这个桌子与全新的家具和房屋有点格格不入，我以为父亲会把它拆了，放到灶里燃烧起红艳艳的火苗。父亲让我和妹妹把桌子擦干净放到阳台上，从房间里淘汰的旧沙发也搬到房间外的封闭阳台上。每年的寒暑假只要有阳光照到阳台，我们姐弟三人总有人在沙发上写作业、玩耍、晒太阳，留下了许多笑声和欢乐的回忆。夏天，每天中午我们围着方桌吃饭，尽管吃的不是洋芋丝就是洋芋片，全家在一起说说笑笑的画面总会出现在我们现在的谈话中。后来农村老家搬到了县城的楼房里，搬家时我们认真收拾每一样东西，唯独没考虑这个方桌，父亲小心翼翼地把方桌抬到车上，遭到我们姐弟的一致反对，父亲说：“这不是桌子是我唯一的念想，再说桌子很结实的，可以用呀。”父亲深情的表述，固执的行为让我们无奈无语。方桌放在楼房的阳台上放杂物，再后来父亲的楼房又被卖了，搬到省城，路途遥远阻止了父亲搬运桌子的想法。我想这次可以名正言顺的把方桌扔了，没想到父亲颤颤巍巍地把桌子抬到了我家，我始终嫌弃这个破旧的桌子，碍于父亲的颜面不开心地接纳了它，父亲小心翼翼地给桌子盖上桌布，把花盆放在桌子上面，说，桌子一点也不占地方，一定要留着桌子。

在五十年代出生的父亲，在爷爷的培养下上了师范学校，是村里少有的“工作人”，父亲受毛主席自力更生、独立自主、勤俭持家的优良教育加上家里的贫穷现实，父亲从小养成了勤俭和吃苦的习惯。父母经历了太多的委屈和磨难，用坚韧的双肩为我们姐弟三人铺就了幸福的安康大道。

那个桌子应该比我还要大两岁，四十三岁了，桌子很结实就是外观比不上现代家具！桌子是父亲前半辈所值家业的代表，也是父亲吃亏、吃苦、独立、自强的记忆。桌子是父亲年轻时在一人一校里当教师时用损坏了的课桌请人做的，是我们分家单过时唯一的财产。我们当时借住在别人家，三间快要倒塌的木头房，一口锅、三个大碗、一袋面、一袋洋芋，一家四口人。到了冬天，呼呼的寒风吹来时，小小的炉子一直在冒烟，不见火焰也没有温度，小妹的脸冻坏了。夜里起夜时，望一眼黑漆漆的院子，我们谁也不敢出门，每次揪着母亲的衣襟出去。在我幼小的记忆里任何有用的东西我们会拿回家，路上看见小树枝，我和妹妹拖回家，用来烧火。妹妹刚学会走路，我总拉着她，她连姐姐也叫不全乎。

1982年，弟弟的出生，让父母直起了腰板，重男轻女的年代。我是父母懵懵懂懂得来的孩子，得到了所有亲人的喜爱和祝福；妹妹则是在所有人的不悦中成长的，甚至有了与别人家男孩调换的说法，父母觉着还是自己的儿女好，最后盼来了家里唯一的男孩--弟弟,从此我们一家五口人的生活重担落在了父亲的肩上。

住在学校的父亲学会了自己做饭。每个周末回家，农忙时一进家门来不及喝口水扎到地里，微薄的工资根本不够全家的开支。父亲从不会在外面吃一顿饭，喝一次闲酒。认为在外面吃饭，不如在家里吃饭的省钱和干净。为了操持家务，父亲习惯了算经济帐，每月把领到的工资和家里的开支详细做记录，我从父亲的账本里知道了我第一个月领了多少工资，家里交了多少，可惜辛辛苦苦养大的我们参加工作后都未能帮父亲太多。父亲到县城上班还是情愿下班后走两里路回家吃中午饭，剩下饭钱改善我们的伙食。“我一人吃一碗饭，不如全家吃顿肉。”是父亲最爱说的话，红烧排骨是我们的最爱，也是妈妈的拿手菜。父亲一生所穿的衣服，加起来也没有现在年轻人一年买的衣服多。直到今天，只有我们姐弟们拿到家里的新衣服他才会穿，否则，不会主动去买衣服，我们催他，他还会说：“我的衣服多呀，柜子里装不下了！”。

家里很贫穷但我们从小没有受过钱财的苦，我们在住校时，父亲会给我们足够的开销；在读高中时我穿的防寒服和保暖皮鞋曾让同学们羡慕了一阵，新买的飞鸽牌自行车让我也骄傲了好久；在省城读书时父亲每次都会多给我们一些零花钱，到了月底我们从不担心饭卡的余额，“穷家富路”成了他的口头禅，我们安逸的生活一直靠父亲的“吝啬”支撑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