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去世已经三年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发的思念他。他活着的时候我总以为他是座不倒的大山，然而当他真的走了，我才猛然发觉他只不过是一片弱不禁风的秋叶。

父亲一生都没过上好日子，更可以说不堪回首，刚结过婚他就随母亲去母亲娘家村子上安家落户了，这一决定使他大半生都在受人欺负。因为离开原籍，他就成了单名小姓，农村人很看重家族势力，无依无靠的父亲真可谓处处受气，步步艰难。村子虽然不大，却很复杂，五色洋人俱全。父亲经常被人诬陷算计，更有挑拨离间、添油加醋、煽风点火、撒石斗鸡的人，也有聪的人歪歪嘴，愚昧的人就来闹事，这就叫“能狗使着笨狗咬”。

父亲在这种处境里拉扯我们兄弟姐妹六人，其中的苦楚常人是难以想象的，他在这个小小的村子里艰难过活，有时还被强人殴打。有一次父亲被几个人围攻，围攻者边打边喊：“小耿打人了，救命啊！小耿杀人了，快来人啊……”

这声音传得很远，异常刺耳。等母亲和大哥、二哥赶过去，只见父亲被那一家人揪着头发按在地上没头没脸的暴打。母亲把那一家人拉开，父亲回来后我们看到他的嘴鼻都被打得鲜血直流，头发被拔掉了一大撮，上衣已撕破得不成样子，全身都青一块紫一块满身都是泥。

父亲脸色发紫，两条腿一直在颤抖。看到他被人打得这样，我们又无能为力，我们几个兄弟就站了一排伤心的哭泣，我们哭着说：“父亲，我们搬回老家吧，我们搬回老家吧！”而那残暴的一家子正在那边狂吼：“下回再搞他就给我往死里打，老子还没打够，跟老子对抗我把你一家老小都除掉”。

那吼声真得异常刺耳，父亲的耐力巨大，他从不认输，也不曾向人低过头，更不曾逃避过，他把敌人对他的一切所作所为看得很正常，“因为人家的目的就是要撵我们一家走嘛，我偏不顺他们的心”，这是父亲说过的一句话。

有时父亲实在忍无可忍就半夜起来，披个棉衣坐在月下抽烟，一根接一根默不作声，一连抽掉两包烟。他之所以受人欺凌而毫无办法，都因为我们几个小孩的拖累，要不然凭他的刚强，他会饶得了那些人吗？父亲选择了退让，为了孩子们他等于是自废武功，被动忍受，那些欺辱他的人更加得意了。他们的目的就是把我家撵回原籍，平分我家的承包地。

父亲在那里煎熬着，他的唯一的盼头就是希望我们早日长大，而等我们长大了又成了家，该是他老人家享福的时候了。他这个苦命的人却又生病了，这一病就是七年之久，无法治愈。病痛折磨得他整夜不能安睡，真的是生不如死，并且最终夺走了他的生命。

我与父亲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二零一一年春节，我们是因为过年才回家的。父亲抓住这一机会，用他那哀求的语气对我说：“老四，我这病能治好啊！我听广播里说，正骨膏和药丸治我这病包治包好，内服外贴包治包好……”

父亲反复的说着。我心里想七年了，哪里还能治好呢？但为了不伤他的心我就说：“收音机里广的肯定管用，我年初三去合肥给你买”。父亲怕我们过了年都走了，含着泪说：“不行，就明天去合肥买，你把我的病瞧好了，我最起码能给你们看看家带带小孩呀！”

停了一会，他又接着说：“你们兄弟五个每人再拿伍佰元钱，这次再瞧不好，我就冥服了，我死了也怪不到你们了，就当给我试一试吧！”也难怪父亲用这样的哀求似的语言，因为久病床前无孝子，七年的治疗，我猜他自己也想放弃了。

看着床上那只剩个骨头架子的父亲还抱有一线希望，我们做儿子的又怎能不心疼呢？我对父亲说：“你放心吧，明天我就到合肥去买，但我不知道在哪里卖的”，父亲立即从床头拿出个小纸条递给我说：“我早就叫小孩把地址记下来了，就在合肥市五里墩某大药房出售，现在正在做活动，买五送二，过了时间就不送了，要抓紧去”。

我第二天冒着大雪到合肥，从明光路汽车站打了个的到那个大药房去买了一千九百多元一个疗程的内服黑药丸和外贴的正骨膏。下午回来刚进门还没来得及打掉身上的雪花，父亲就迫不及待的像见到了救星一样，叫我赶快倒水让他服药，他的眼睛显得格外精神，真的是喜出望外，我知道他已经等我很久了。

我一面给他服药，一面给他读说明书。那说明书把那药描绘的神采飞扬、合情合理，甚至有起死回生的功能。我起劲地读着，父亲宁神地听着，眼里充满了希望充满了喜悦，我们两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态，但愿这药能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