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鲁光
忠诚，就忠诚自己的土壤；
追求，就追求自己的理想。
——引自友人的诗
这是一曲振奋人心的搏斗之歌。它的主旋律，就是祖国的荣誉高于一切!
人们把体育比喻为一个民族精神的橱窗。那么，就让我们打开中国女排这个小小的窗口，看一看我们中华民族应有的精神风貌吧!
挥动黄手绢唱的歌
公元一千九百七十七年深秋。苍茫的暮色，笼罩着日本的商业都市大阪。
中国女排姑娘们乘坐的大型轿车，顺着五光十色的街道缓缓向前行驶。
多彩的夜景，与中国姑娘们喜悦的心境是相吻合的。今晚，一九七七年世界杯排球赛进入最后一个高潮--发奖。应该说，中国女排的战绩是值得庆贺的。一九七四年，中国女排在世界锦标赛中只得了个第十四名。而一九七六年六月由袁伟民组建的这支队伍，只经过一年多时间的训练，头一次参加世界比赛，就名列第四。这是我国女排自一九五三年建队以来所取得的最佳战绩。而且在世界杯的预选赛中，她们还打败过“东洋魔女“日本队。这给她们的启迪和鼓舞，也许比第四名的战绩本身还要深远得多。看来，只要努力奋斗，世界上没有打不败的对手!
靠窗坐的那位高挑姑娘，叫曹慧英，中国女排的队长。从外表看，她恬静、文雅，瓜子形的脸上，总露着几分淡淡的笑意。在赛场上，她可完全是一个“要球不要命“的姑娘，同伴们都称她为“铁姑娘“。
你看，中国队与南朝鲜队的激战正在进行。一个险球从曹慧英身边平飘而去。她飞身扑上去。球救起来了，而她倒在地板上，左腿肌肉拉伤，像撕裂似的疼痛。她用手使劲卡着受伤部位，疼得头上冒出了汗水。本来就偏袒的裁判，看到中国队的主将倒在地上起不来，急不可待地示意曹慧英退场。曹慧英瞥见裁判那种幸灾乐祸的神情，气不打一处出，蓦地站了起来，瞪圆了双眼，忍着钻心的疼痛，继续投入比赛。这局球，中国队虽然以二分之差输掉了，但这位中国女排队长的英勇顽强的精神，却赢得了全场观众的心。“三号!““曹--慧--英!“观众们用欢呼，用掌声，用各自喜欢的方式，表达着对她的敬意。
她从场上下来时，腿一抬就疼得像刀割似的，伤处出现了紫红色的淤血。而第二天，中国队还有一场硬仗--对世界强队古巴。外国记者们议论纷纷。有的预测，如果中国的三号不上场，双方实力的均势就将发生变化，中国队的命运是凶多吉少。可是，第二天，当银笛长鸣时，曹慧英居然又英姿勃勃地率领众姐妹出场了，这不仅使许多记者和观众感到吃惊，也给古巴女排在心理上造成了压力。她的扣杀依然那么凶狠有力，救球依然那么奋不顾身。你简直看不出她是一位伤员。其实她的伤情还真不轻，上场前打了封闭针，在伤腿上捆扎了厚厚的几层绑带。她是一位挂了彩而冲锋不息的英勇战士啊!中国队终于以三比二击败了古巴队。
此刻，这位从小就爱唱歌的河北乡村姑娘，正在心里唱着一支欢乐的歌。今天是她运动生命史上光辉灿烂的一页，大会将颁发给她三个奖：拦网奖、敢斗奖和最佳运动员奖。
“噗哧“，她笑出声来了。不过，她倒不是为一人独得三个奖而笑。她想起了一件往事，一件挺逗挺逗的往事。
她还不到十六岁时，已经长到一米七十七。在乡村里，每次走亲戚、赶集，都招来乡亲们好奇的目光。她那忠厚老实的父亲可犯愁了，心想，一个闺女家，手长脚丫大，再这么一个劲长下去，怎么得了!想来想去，终于想出了一个并不新奇的老办法：裹脚!
“裹脚?“曹慧英一听，乐得腰都笑弯了。一个高高大大的姑娘，配上一双“三寸金莲“，那成什么怪模样了呢!她嗔怪地对爹说：“你也不琢磨琢磨，如今是什么时代了，还兴这个!“
后来，她的妈妈上北京姐姐家串门。姐姐问：“妹妹长多高了?“妈妈说：“别提她了，高得要命，有个坑都恨不得让她踩进去。“接着，又感叹一番：“那么个大姑娘了，走路没个走路的样子，走着走着就来个劈叉……“姐夫一听，倒高兴了：“怎么不叫她去练体育呢?“他认识体育学院的一位教练，写了一封推荐信。
于是，曹慧英进了体院青年集训队打排球。青训队的排球班开训已经八个月了，而小曹过去连排球都没有摸过。但好动、朴实、勇敢的性格，使她与排球一见钟情。入队不到两个月，她就上场打主力了。后来，她又到八一女排打主力。一九七六年重建国家队时，她又被袁伟民看中，调来打主力。她的成长，真可谓是一帆风顺。
爸爸呀爸爸，当初多亏没有听你的，要不“三寸金莲“怎么上场，怎么为国争光呀!她望望自己的那双大脚，心里有说不出来的喜欢。
坐在曹慧英前面的杨希，是小曹在北京体育学院青训队的同窗好友。她出生于干部家庭，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她长了一副高挑的身材，省体育队和体院的教练都看中了她，让她去打球。妈妈有点舍不得，因为杨希个儿虽高，但身子单薄，怕她吃不了那份苦。爸爸挺开通，说：“大家都说她是搞体育的料，那就让她去吧!“
一到排球班，她就天真地向别人打听：“练什么最苦?“别人告诉她，练长跑最苦。她想：“好，那我就练这个。“
起先，四百米的跑道跑一圈，脸就苍白，喘不上气来，头昏眼花。但她坚持跑，而且每星期加一圈。星期天，别人睡懒觉，她也早早起床，到运动场上跑步。最后，她竟能一口气跑下十七圈。她跟曹慧英一样，从青训队到八一队，然后调进了国家队。球越打越好，观众也越来越多。谁说排球没有人看呢?在日本，出现了一股“杨希热“，崇拜她的观众成千上万。比赛时，只要她一站出来发球，场上就发出有节奏的呼喊声：“唷要--希!唷要--希!“只要她扣杀了一个好球，场上就会发出雷鸣般的欢呼声、掌声。她在街头或旅馆里一露面，四周就会传来阵阵“唷要--希““唷要--希“的呼喊声。人们簇拥过来，跟她握手。握不上手的，哪怕摸到她的手一下，也感到欣慰。签名的纸板，一叠一叠送到她手上。她自己也记不清签写了几百、几千个名字了。有的日本青年挤到她身边，递给她一支粗大的油墨水笔，然后指指自己的胸前，让她就在他们崭新的衣衫上签名留念，弄得她不知所措。而那些日本青年就将她的手拉过去，往身上写。她也记不清，有多少痴情的日本青年穿着写有杨希名字的衣服，欢笑着狂奔而去。更令人感动的是，有两位日本小姑娘，由妈妈陪着，从几百里之外赶来大阪，目的只是请这位中国姐姐签写一个名字。还有许多球迷无缘见到这位中国女球星，就托人辗转送来对杨希的赞美和祝福的录音带，也有痴情的求爱的录音带……听说日本还成立过一个五十人的“杨希接待委员会“。从日本各地给她写来的信，装了一大麻袋。
日本为什么会出现“杨希热“呢?袁伟民曾经向一位日本报纸的读者打听过。原因有四个：第一，杨希是主攻手，球扣得有力，打得漂亮；第二，杨希球风好，风度潇洒，无论赢球还是输球，脸上总是笑眯眯的；第三，杨希的名字，在日本语里，是“有人缘“的意思，叫起来响亮；第四，杨希的长相酷似日本电影明星、《绝唱》的女主角山口百惠。
崇拜者们，几乎到处跟踪着她。中国女排到东京比赛，他们蜂拥到东京看；中国女排到大阪比赛他们聚集到大阪看。
此刻，在她乘坐的轿车旁边，就有她的崇拜者紧紧相随。只要车子在十字路口碰上红灯停了下来，这些球迷们就从各种小轿车里伸出头来，向她呼喊，向她挥手致意。
作为一个运动员，何尝不希望有自己的观众和崇拜者。应该说，杨希是幸福的。
中国姑娘们步入体育馆大厅时，成千上万辆汽车已把广场堵塞得严严实实。身着艳丽和服的日本女郎，已经亭亭玉立在入口处。发奖仪式马上就要开始了。
发奖，本是激动人心的欢乐时刻。但对中国女排的姑娘们来说，却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刺激。第一、二、三名，站立在特制的高高的领奖台上，而中国姑娘却只能站在领奖台一边的地板上。在日本的国歌声中，太阳旗和第二、第三名所在国的国旗，在旗杆上徐徐升起。日本选手和第二、第三名的外国选手，高举着奖杯，向观众致意。而中国姑娘手上有什么呢?每人手里发了一块黄手绢，按规定，她们得不停地挥动黄手绢向得胜者庆贺。
中国姑娘们从刚才来路上欢乐的峰顶一下子跌落下来。如果地板有缝，她们真恨不得马上钻进去。轻柔如云的一方方黄手绢啊，竟重得把姑娘们的手臂都压得抬不起来了。胸前运动衣上的“中国“两个大字和闪闪发光的国徽，变成了两团火，烧得她们浑身发烧，脸发烫。过去，她们也常常听到这句话：“你们是代表祖国人民出去的。“但感受不深。此时她们才真正意识到，她们确实不是几个普通的女排运动员，而是一群中国姑娘，是中国人民的代表。她们深深感到，眼下的成绩，与祖国的地位太不相称。中国人不应该站在地板上，而应该站立到高高的领奖台上去。徐徐升起的应该是我们鲜艳的五星红旗，大厅里回荡的也应该是我们雄壮的国歌。
该曹慧英领奖了。但她仍然痴痴地站在那里。同伴们捅捅她，她才迈出了脚步。她的欢乐劲儿早已烟消云散。她真不情愿去领这个奖。她心里想：“我个人即使得一百个奖，也不如全队拿一个奖杯呀!“
而杨希呢，真恨不得马上离开这儿，不，离开日本，回到祖国去。练得再苦，她也心甘情愿!
发奖仪式其实才进行了短暂的一二十分钟。但中国姑娘们却感到在这儿站了漫长的一个世纪。她们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休息室的。她们默默地聚集在一起，没有人掉泪，也没有人说话，休息室里的空气仿佛已经凝固了。突然，沉寂中爆发出低沉、悲壮的歌声：
“没有眼泪，没有悲伤……“
这《洪湖赤卫队》的歌声，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虽然没有任何人指挥，却唱得那么整齐；虽然没有一个人是真正的歌手，却唱得那么富有感染力。这种催人泪下的歌声，在音乐会上是很难听到的。
在歌声中，一位鬓发斑白的长者，慢慢地摘下眼镜，转过身去，匆匆走出了休息室。他就是中国排球代表团团长、国家体委副主任黄中***。他事后说，如果再呆上一会儿，眼泪就要流出来了。
姑娘们唱着这支悲壮的歌，走出体育馆，登上汽车；唱着这支悲壮的歌，穿过闹市街头，一直到踏上旅馆的台阶……
当姑娘们乘坐客机，飞翔在浩瀚的太平洋上空，飞翔在祖国辽阔的蓝天之下时，心里依然在唱着这支悲壮的歌。这歌声里凝聚着她们为祖国荣誉献身的崇高精神，凝聚着她们继续向排球运动世界高峰攀登的勇气和力量。
灵丹妙药
北京初春的傍晚。崇文门外，太阳宫体育馆门前的一蓬蓬迎春花，开得正闹。被簇簇小黄花压弯腰的枝条，竞相往前伸长着，仿佛随时准备迎接从馆里出来的女排姑娘们。
暮色由淡到浓，不久天就黑下来了。馆里灯火通明，姑娘们刚刚练完球，汗水湿透的衣衫紧紧地贴在丰腴的身上。白色的排球撒满一地，姑娘们正弯腰拣拾着。
“谁还想再加练一点?“教练袁伟民冲着这群疲惫不堪的姑娘大声问道。
“我加练一点儿!“一位灵巧秀气的姑娘抬起头来，抢先回答。她两只手抱着十个来排球，酷似一位杂技演员。
她叫陈招娣，家住西子湖畔，一位典型的杭州姑娘，是曹慧英和杨希在北京体院青训队的同窗，又是她们在八一女子排球队的球友。如果你在街上见到她，大概看不出她是一位女排运动员。其实，你仔细看，在她那江南女子的秀气中，却藏着几分野劲。那才是地地道道的运动员性格呢!
陈招娣把一大抱球放进粗铁丝焊成的筐子里，走到袁伟民跟前，用眼神说：“练吧!“
袁伟民用右手的五个手指，从筐子里抓起了一只球，猝不及防地向她扔了过去。招娣敏捷地往后退了几步，稳稳地将球垫了起来，不等她站稳，“砰!“一声，球又从教练手里飞到她的左边。她往斜里飞身迎了过去。球垫起来了，她却摔倒在地上，就势一个滚翻，又从地上爬了起来。
她的加练任务是救十五个球。如果救丢一个，就负一个球。她玩命地向球飞扑过去，滚翻起来，又飞扑过去。渐渐地，她的双腿发沉了，脸色苍白了。但她仍然不顾一切地奔跑着，滚翻着，飞扑着。当她救起第九个球时，倒在地上起不来了。
袁伟民可并不因此而停止扔球。他一边将球狠狠地扔过去，一边大声叫：“快!““快起来!“
招娣趴在地上大口大口喘着气，眼看球从自己的身边、头上飞了过去。她不是不想去救，实在太累了，即使站立起来，也追不上那刁钻的来球。她负了两个球了。本来是自己主动要求加练的，练一会儿不就完了吗?谁知强度这么大，难度这么高。招娣心里嘀咕开了：“袁指导呀，你也太苛刻了。“
袁指导却不动声色。他一边扔，一边不紧不慢地数着：“负三!““负四!“……
招娣也冒火了，愣劲一上来，就不顾一切了。心里说：“扔吧!扔吧!扔吧!“霍地从地上站起身，气冲冲地嚷道：“我不练了!“走到场外拿起衣裤，就径自朝门口走去。
袁伟民这个人也挺有意思的。他不冒火，也不大声嚷嚷，只是不轻不重地说：“想练就练，不想练就不练，那不行。今天练不完，明天开始就练你。“
招娣才走出几步，猛然转过身，向袁伟民快步走来，把衣裤往地板上一扔，气呼呼地说：“练就练!“
请别误会，招娣不是一个吃不得苦的女子。她生性好强，从不甘心落后。在青训队时，有一次她的脚腕扭伤走不了路，从宿舍到训练房，有一段相当长的路，而且刚下过雪，但她拄着拐杖一瘸一拐艰难地往前走，到训练房时，拄拐杖的手上打起了许多紫红色的血泡。一位场馆的工人师傅看了感动不已，特地为她的拐杖包捆上一层厚实的海绵。有一段，她每天尿血，医生怀疑是肾炎，不让她吃盐。她自己到处找书看，发现是过度兴奋造成的，就对医生说：“不碍事的，注意一点就是了。“仍然坚持进行艰苦的训练。她的腰伤相当严重，有时打完一场比赛下来，好像腰已经断裂似的，直都直不起来。有一位医生甚至不同意她继续打球，说搞不好会造成瘫痪。她含泪恳求医生：“打到这个水平，没有为国家作出贡献就下去，我不甘心呀!“她一边配合医生治疗，一边以巨大的毅力坚持锻炼，终于延长了自己的运动寿命。
这一切，袁伟民心里都一清二楚。顶撞一下他，向他发一顿火，他并不计较。说实在的，他非常喜欢招娣的这种泼辣性格。打起比赛来，她还真的拼得出，顶得住。他常说：“一个队十二个队员都应该有自己的个性，打起球来才有声有色。如果把她们性格的棱角磨平了，这个队也就没有希望了。“但此时此刻，他只是用严峻的目光瞧了她一眼，轻声地问了一声：“开练吗?“
招娣走到红十字箱跟前，撕了几条胶布，裹在手指尖上。不裹，手指尖裂开的口子，实在疼得受不了。如果从她打球算起，她用的胶布，拼凑起来至少可以做一身衣裤了。她裹好胶布，走回场去，把腰往下一猫，那意思是：“开练吧!“
袁伟民一个球一个球地扔着、砸着。招娣奋不顾身地向飞来的球飞扑着、滚翻着。好不容易把刚才的负球给补上。九个，她还是只救起了九个球!离十五个还有六个呢!很明显，招娣的动作变迟缓了。终于，她又倒下起不来了。
站在一边供球的姑娘，迟疑地不给球了。袁伟民瞪着眼，叫道：“给球!“他仍然不慌不忙地扔着球，冲着躺在地上的招娣喊：“球!喂，看球!“
一个，两个，她又负了好几个球了。她感到满肚子委屈，站起身，看也不看教练，拿起衣服，又径直向门口走去。她实在忍受不了了，世界上哪有这么狠心的教练呀!如果说，真有铁石心肠的话，我看他的心比铁还硬。想着想着，眼泪涌出了眼眶，洒落在光洁的酱黄色的硬木地板上。
“走也可以，还是那句话，明天一早就练你!“身后又传来袁伟民那不紧不慢、不软不硬的声音。在平日，袁伟民那夹杂着苏州乡音的普通话，在这位杭州姑娘听来是那么亲切动听，有时她还淘气地跟他说几句婉啭似莺啼的苏州土话。但此刻，他的声音不但不亲切，不动听，而是那么冰冷和刺耳，字字句句都像从冰窖里蹦出来的。
她依然往前走着。不过，脚步显然放慢了，一步比一步迟缓。快走到门口时，她站住了。她那被极度疲惫和委屈情绪弄得热昏了的头脑，开始冷静下来，理智回到了她的心中。她像一截木头被钉在那儿，一动也不动。
袁伟民也站在原地没有动弹，目光盯着这位任性的姑娘，他像一尊石雕似的，手里还抓着一个球，一副随时准备砸出去的样子。
姑娘们用担忧的眼神望着他。她们恨他吗?恨!有时恨不得扑过去，狠狠地咬他一口。不过，事后冷静下来想想，又觉得他应该这样。不这样，怎么去赶超世界强队，怎么去为祖国争光呢!
一九七八年，简直是中国女排的倒霉年!从日本回国后不久，队长曹慧英在一次国际比赛中受了重伤，半月板撕裂，住进了医院。腿伤未愈，又发现有肺病，转到结核病医院治疗。在出访中，座车又不幸发生车祸，好几位姑娘受了伤，更惨的是，这年去苏联参加世界排球锦标赛，连第四名都没有保住，只落得个第六名。但她们没有在厄运面前屈服，既不怨天尤人，也不灰心丧气。她们从技术上、思想上进行了认真的总结。
她们明白，冲出亚洲并非易事，走向世界更是困难。中国女排的崛起，不能靠侥幸，只有靠自己苦练巧练!
看着招娣那汗湿了的背影，姑娘们的心情是很复杂的。她们深深地同情她，可又生怕这个任性的姐妹真的会离开自己的球场。有两位姑娘沉不住气，迈动脚步向招娣走去……
正在这时，招娣也迈动脚步了。不过，她不是往前去“抢红灯“，而是来了个向后转，步子那么猛，动作那么冲地向球场走来。她回来干什么，不用问了。
加练，又继续下去了。
不知是喘息了一会儿，还是来了一股邪劲，招娣练得完全忘我了。
袁伟民见她那么奋不顾身地扑救来球，就笑着说：“招娣，可以减掉几个!“
招娣用泪眼瞪了瞪他，发狠地说：“不要你慈悲!“
袁伟民的话，其实也是一种激将法，因为他深知招娣的性格。
她终于以惊人的毅力，垫起了十五个球。
当她们淋浴后，走出体育馆大门时，那蓬蓬迎春，正在乍暖还寒的春风中，摇曳着黄灿灿的花枝，热情地赞美这群迟归的姑娘。但是，姑娘们拖着沉重的双脚，匆匆地从它们身边走过，压根儿就没有留意迎春花的多情。也许，它们何时发绿长叶，何时含苞，何时开花，她们也没有留意过呢!
回宿舍，她们得上五层楼。五层楼的楼梯有多少个台阶?姑娘们心里可清楚啦。她们用手扶着栏杆，慢慢地抬起腿，龇牙咧嘴的，有的还发出“哎唷““哎唷“的呻吟声。每上一个梯阶，都这么艰难。上上停停，停停上上，凭借着淡黄色的灯光，互相瞧瞧，一个个都是这副狼狈相，真是哭笑不得。谁能想到，一群风华正茂的年轻姑娘，一群充满活力的年轻运动员，上个楼梯竟这么艰难!
在女排训练场上，像招娣今晚这样的“两走两练“的情景，倒不很多。这是由她那直率、坦然而又带几分愣劲的独特个性所决定的。但练得这样艰苦，甚至比这更艰苦的，却大有人在。
这里是湖南省郴州集训基地。这天，温文尔雅的杨希因为大腿肌肉受伤，躺在屋里休息，记者正好访问了她，打趣地对她说：“杨希，过去见你总是笑眯眯的，今天可见到你哭了。“杨希挺实在地回答说：“我哭得可不少，不过，你们不常来看我们训练，见不着就是了。“接着，她又补充了一句，“我们队上哪个姑娘没有掉过眼泪呀!你不知道，我们的指导呀，在训练场上从来没有说过满意的话，总是不满意，不满意。要我们往上呀，往上呀，去赶超世界强队呀。天天努力，天天达不到他的要求。还让我们天天斗争，天天打胜仗呢!一个人哪能天天打胜仗呀!就拿这二十来米的路来说吧，每天一步一步往训练房走的时候，心里都在斗争。今天身体实在太累了，伤也犯了，厚着脸皮请一次假吧，可到场上看别人都那么练，自己又不好意思开口了。忍着伤病练吧。一天练下来，浑身酸疼，饭也懒得去吃。晚上往床上一躺，是一天中最舒服的时候。可一想到明天，又犯愁了，明天该怎么练呀!人们都说，共产党人是钢铁意志，我们真是钢铁意志呀!只要你稍微松一点，就会被他盯上，抓住你补课……“
杨希就给补过一次课，而且还是在国外访问期间呢!她一口气练习滚翻救球四十分钟。两层裤子都磨烂了，两只大腿都磨破了皮，渗出鲜红的血来。夜里，随队医生给她敷药时，说：“如果让你妈妈看见，该心疼了!“也不知怎么搞的，她听了这，眼泪就禁不住刷地流了出来。
杨希扬扬两道细长眉毛，咬了咬嘴唇，又对记者说：“我们从来都不让爸爸、妈妈看我们训练的。他们看到自己的宝贝女儿练成这副模样，非哭着把我们领回家去不可。平时回到家里，也从来不告诉他们练得如何如何苦，只是说，练的时候累一点，练完了就不累了。他们去看过我们打比赛。我们在场上摔了几下，他们就担心得不得了。回到家里总问：’摔得疼不疼?’我们就说：’不疼。’说真的，人都是肉长的，能不疼吗?不过，比起训练来，比赛算是我们最轻松的时候。还有一次，我回家去，妈见我这么瘦，一个劲地追问我，是不是练得太苦了。我告诉她：’妈，我们运动员不能胖，胖了就跳不起来，打不了球。’妈信了，后来街坊邻居问我为什么这么瘦时，我妈还帮我说呢!“她突然想起什么别的事似的，话题一转，问起记者来：“你说，人有多怪呀?“其实，她并不需要别人的回答，自己笑了起来，接着说下去：“练得苦时，真想休息半天，哪怕受点轻伤休息半天也好。可是等你真受了伤，这么躺在床上，心里就不是滋味，又想马上跟大伙儿一起去练。不过，平时真休息半天时，那可宝贵了，又想美美地睡上一觉，又想写封信，又想看场电影，又想看篇小说……真不知道该怎么过才好呢!“
的确，中国女排姑娘们的生活节奏是紧张的。清晨，朝阳还没有从东方升起，她们像一片美丽的朝霞，从宿舍飘向训练房。傍晚，夕阳已经西沉，她们才像一片绚丽的晚霞，从训练房飘回宿舍。她们常常紧张到没有闲情逸致欣赏大自然的美景。有时候，她们会突然发现马路两旁光秃的树木绿荫如伞，花木葱茏，于是像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似的，惊讶地欢叫起来。有一天晚上，陈招娣对记者感叹地说：“人家的青春，是在花前月下度过的，而我们的青春却在流汗、激烈的旋律中度过。“记者回答她说：“但你们的生活过得多么有意义啊!“招娣颔首笑道：“那倒也是。我们站在高高的领奖台上，当庄严的国歌在我们耳畔回响，灿烂的国旗在我们头上冉冉升起的时候，我们是感到自己所付出的一切代价都是值得的。将来，当我们都变成白发苍苍的老太婆时，回想起今天的生活，将会感到自豪，因为，我们的生活过得很充实，我们的青春年华没有白白地流逝，它曾经为我们的祖国放射过光和热。“道是无情最有情
如果说，袁伟民在对待陈招娣的加练问题上，有点“过分苛刻“的话，那么，他对待这堂训练课的态度，简直可以说“冷酷无情“了。
坐落在山坡上的餐厅，灯火明亮。餐桌上银白色的火锅，炭火红红，水已经沸腾，冒着缕缕的热气。伙房里，厨师们已切好菜，配好佐料，烧热锅，只等坐落山坡下的那幢训练房灯光一灭，就马上动手炒菜。但一直等到晚上七点多了，训练房的灯光依然那么明亮。管理员下去看了一趟，回来说：“看来一时还完不了，先退了火再说吧!“
厨师们等着也没有事干，干脆去看姑娘们训练。
训练是从下午两点开始的，绝大多数姑娘都已练完，场上只剩下新手汪亚君没有完成任务了。四川姑娘朱玲和上海姑娘周鹿敏为她垫球、传球。她的任务是扣杀二十组快攻球。三个好球为一组。如果三个球中扣坏一个或扣出一个一般球，这组球就不算数。如果扣坏两个或扣出三个一般球，就得负一组。起先，小汪还不大在乎，心想到下课时总能扣完。谁知愈扣负得愈多。看到那么多人在一边陪着自己，她心里更不好受。扣着扣着，她弯腰站在那儿说：“指导，肚子饿了，练不动了。“
袁伟民将球放下，说：“休息一会儿再练吧!“
厨师们真想劝说大家先去吃饭。但他们知道，在训练场上，他们是不便插嘴的。他们用同情的眼光瞧了瞧小汪，无可奈何地摇摇头。
小汪喝了几口白开水，又开始扣球。扣了一阵，倒下起不来了，趴在地板上哭着嚷道：“今天我可完不成任务了!……“
厨师们一听，眼泪刷刷地流出来了。有的转过身，一边抹着眼泪，一边往外走。在场的记者看到这个情景，也禁不住掉出了眼泪。
袁伟民对站在一旁加油的几个队员说：“你们有谁愿意帮小汪扣的，可以上来扣。“
话音刚落，两位姑娘挺身而出。袁伟民一看，原来是四川姑娘张蓉芳和扣球手郎平。
可是，情况并不妙。扣到八点多钟，还剩下好几组。郎平举手喊道：“指导，休息一会儿吧!“她独自走到一边，偷偷抹着眼泪。而小汪因为自己连累了这么多人，心里更不好受，哭出声来了。
这时，几乎所有的队员都朝袁伟民瞪眼，虽然谁也没有骂出口，但心里一定都在骂他，恨他。而他呢，仍然站在发球线上，手里拿着球，笑眯眯地喊：“加油呀!加油呀!“实际上，这“加油“声何尝又不是为他自己喊的呢!他也已经在场上站了六七个钟头了!
扣杀再度开始时，场上出现了一个挺有意思的情景：所有的队员都把火气冲着袁伟民来了，垫得好，传得好，扣得狠。她们精神高度集中，团结一致，每球必争，达到了玩命的忘我程度，不知扣出了多少个罕见的漂亮球!
训练结束时，已经是晚上九点多钟了。
像这类事，绝不是偶尔发生，于是，袁伟民给一些观看过他训练的人留下的印象，就是“冷酷无情“的人。
不过，这位训练场上的“无情人“，一走出训练房，就判若两人了。你看，他和姑娘们一道汗水淋淋地从训练房走出来了。有一位姑娘，眼泪还挂在脸颊上，嘴噘得老高。显然，她还在生他的气。袁伟民笑嘻嘻地打趣道：“噘得太高了，都可以挂两个油瓶了……“姑娘先是把脸往旁边一扭，不理睬他，接着就猛冲过去，使劲捶他的背，然后是破涕为笑，骂他：“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讨厌呢!“
在这一捶一笑中，场上结下的“怨恨“，顿时烟消云散了。
其实姑娘们一点也不恨他，相反，那么愿意亲近他。他搬入新居时，淘气的姑娘们集体敲了他一次“竹杠“：“袁指导，恭贺你乔迁之喜。请--客，吃馄饨!“
袁伟民笑道：“晚上，你们自己动手!“他急忙给爱人打了个电话，因为他自己对烹饪术是一窍不通。
袁伟民的新居在新落成的高层大楼里，是个两间居室的套间。姑娘们人未到，声音先到，一进屋，就沸腾开了，先像走马灯似地在两间房里浏览一番，对房间的布置摆设，发表了一通评论，然后，就捋上衣袖，各显神通。陈招娣发现袁伟民插不上手，就过去跟他下象棋。
袁伟民的爱人郑沪英，在六十年代也是一名排球运动员。虽然她早已成了妈妈，性格还是有运动员的特点：坦率、热情。她一边招呼着姑娘们干这干那，一边也跟着说，跟着笑。
等姑娘们说了个够，笑了个够，吃了个够，告辞而去，袁伟民和妻子发现，糖盒空了，瓜子皮撒了一地，桌子上厚实的玻璃板也碎了。不知是哪位姑娘在上面切香肠，手头重，给切碎了。肉馅还剩了一大堆，显然是买得过多了……
如果要指责袁伟民“冷酷无情“，他的妻子最有这个权利。
大年初二，外面到处是爆竹声声和穿红着绿走亲访友的人们。而“排球夫人“郑沪英却感冒发烧，躺在床上动弹不得。她把身边的唯一亲人--七岁的小儿子叫过来：“袁粒，妈病了，你去找男排的叔叔，到医务室给妈拿点药来!“
平时挺淘的儿子，这时突然变得懂事听话，点点头跑出门去。
第二天，小郑的病情不见好转，而孩子又发起高烧来了。娘儿俩躺在一张床上。亏得邓若曾教练的爱人蔡希秦来串门，看到这个情景，留下来照顾了她娘俩一天。
袁伟民呢?春节前夕就和邓若曾带着姑娘们南下冬训，正在衡阳为观众打春节表演呢!
一年四季，他什么时候把这个家放在心上啊!她在南京怀孩子时，反应重，呕吐难受，他工作忙，没有回去照顾她。生孩子时，他工作忙，没有回去看望她。孩子都呀呀学语了，还不认识这个爸爸呢!后来，好不容易把她调到北京，照理说，就在身边，可以多照顾照顾了。但她到北京三年，他竟然没有在家过一个团圆年。
忙，忙，忙!他总是没完没了的忙。平日里，早上顶着星星走，晚上顶着星星回。走时孩子还在熟睡，回来时孩子早已进入梦乡。他偶尔也陪夫人看一场电影，但总是那么心不在焉，往往看了后面就忘了前面。可过去他是一个电影迷啊!她交待给他的事，他往往忘到九霄云外，但对外国强队的那些女选手，对她们的长长的名字和身高、打法，却可以倒背如流。他对队里的十几个姑娘的脾性也了解得那么透彻，甚至每个队员在喜怒哀乐时的神情动态，他都可以模仿得惟妙惟肖。
是的，她有权利怨恨他!但是，说来也怪，她一点怨恨之意也没有。过去，她也为我国女排赶超世界水平流过汗。今天，虽然不打球了，她的心与女排姑娘们的心仍然是相通的。她把实现理想的希望寄托在年轻一代姑娘身上，而自己的爱人是这支年轻队伍的教练，所以，她全力支持丈夫的工作，默默地承担着繁重的家务，就连自己和儿子同时病倒的消息也不写信告诉他。而每当他带队出国打比赛，她又为他和她们担惊受怕……
朝夕相处的姑娘们了解他，相亲相爱的妻子了解他，也许，了解得最深的莫过于他的老搭档邓若曾。虽然，邓若曾到国家女排当教练是一九七九年的事，但他俩相识在六十年代初期。
一九六二年，袁伟民从江苏来到国家男排时，邓若曾是这个队的队长和著名的二传手。袁伟民也打二传。他们为了祖国的荣誉，情感交融在一起，汗洒在一起，共同尝过胜利的欢乐，也一道吃过失败的苦酒。一九六六年八月，当世界排球锦标赛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举行时，他们曾用红卫兵的语言发誓：“誓把捷克(世界冠军)拉下马!“那次激战，起先，中国男排使人眼花缭乱的快攻，把捷队打懵了，拿下了第一局和第二局，来了个二比的下马威。眼看，世界冠军的桂冠，就有希望落到中国队的头上。谁知形势急转直下，捷队加强了封网，钳制了中国队的速度，以十五比十一赢回第三局。第四、第五局，虽然打得难解难分，但中国队最后还是输掉了。当时，主要是怕输的包袱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输了，回国怎么向全国人民交待?方兴未艾的红卫兵会对他们采取什么“革命行动“?越怕输，就越输，事情就这么怪。
为了打这一仗，他们奋斗了多少年，吃了多少苦呀!攻球手马立克的左臂脱臼，掉了又捏上，捏上再打，先后掉过一百多次。攻球手祝嘉铭膝关节出水，凸起那么高，一抽就是20cc。抽完了打，打了又出水……袁伟民为了鱼跃救球，摔在地板上，碰掉了两个门牙……如今，这一切努力和心血，都付之东流了。不轻易弹泪的男子汉们，躲到浴室里嚎啕痛哭起来了。喷洒的热水和着忏悔的泪水，一道往下流淌。他们是沐着痛苦的咸涩的泪水洗了一个永生难忘的澡啊!
他们又背着怕输的沉重包袱出战南斯拉夫队，结果又以一比三惨败。中国队不用说夺冠军，就连前八名也无望了。南斯拉夫队为他们意想不到的胜利，高兴得抱成一团，在地上打滚。而中国的年轻人傻在场上不知所措。他们输傻了。他们事后说：“当时，真像得了一场大病似的，浑身上下没有了一点力气。“
应该说，袁伟民是这支失败队伍中的一个胜利者。由于他在赛场上的出色表现，大会授予他“最佳全面运动员奖“，发给他的奖品是布拉格的著名工艺品--一只雕花玻璃杯。然而，他一点也高兴不起来，全队都输掉了，个人得个杯子有什么意思呢!出于礼节，他还是上台把杯子领回来了。有能力拿冠军，却未拿到，这个滋味有多难受呀!世界排球锦标赛四年一届，一个人的运动生命有几个四年啊?什么叫遗憾终身?这就叫遗憾终身!后来，他把这个精美的雕花玻璃杯摔掉了。他不愿看到这个失败的纪念物!然而，理想的火焰，在他心底始终没有熄灭。在“文化大革命“中，当周恩来总理指示恢复排球队时，他毅然担任了国家男排的队长和二传手，一直打到三十五岁才下战场。
一九七六年六月一日，对袁伟民来说，是一个值得永生记忆的美好日子。这天，国家体委将来自全国各地的一群十八、九岁的姑娘交给他，重新组建成国家女排，并委任他担任主教练。这天夜里，袁伟民失眠了。他是那么兴奋，兴奋得心儿都发颤了。他默想着：“把自己没有实现的理想寄托在她们身上，让她们去实现我们的理想……“
袁伟民和他的同事们，开始了新的不遗余力的努力。
一天晚上，有人敲袁伟民的门。开门一看，站在他眼前的是壮壮实实的邓若曾。他刚从国外工作归来。在大动乱的岁月里，他失望过，感到自己为之奋斗了整个青春的理想破灭了。但后来，排球队恢复了，他又看到了希望。他振奋起来了。他想：“我们不行了，但可以培养下一代去争，去夺，中国人总有一天要夺到世界冠军的。“只要有工作，他就抢着去干。他到基层体育学校辅导小孩们打球，带青年女排出征。如今，他看到袁伟民挑起了女排这副重担，又主动找上门来了。
他一见袁伟民，就坦率而诚恳地说：“小袁，我来当你的助手，咱们一道合作，把女排搞上去。“
说出来是这么简单明了的一件事，他却已经酝酿了好久了。邓若曾的妻子蔡希秦也是一位“排球夫人“，是六十年代国家女排的队员。她了解自己的丈夫，也了解袁伟民。她问邓若曾：“你好强，袁伟民也好强。你们好比两条强龙。两条强龙的力量合到一块儿，咱们女排就有希望了。如果两条强龙相斗，那可不得了呀!……“
邓若曾虽然朴实憨厚，但他听懂妻子的弦外之音了。他说：“这点，你放心吧!我一定全力协助小袁工作。我已经四十多岁的人了，不图别的，只图女排翻个身。需要出力时，我往前，有名的事，我往后。“
当时，国家队的教练韩云波已调往八一队工作，袁伟民正在物色一位新搭档呢，他想到了邓若曾。如今，这位老队长亲自登门来了，他是多么高兴啊!
说起来，他们俩搭伙也有不利的地方。邓若曾打球的资历要比袁伟民长。而且，“文化大革命“中，他们还分属于两派。但他们互相了解对方的为人，有着他们共同的理想和抱负。即使在派仗打得热火朝天的那些岁月里，他们俩也没有红过脸。
袁伟民紧紧握着邓若曾那双粗大厚实的手：“咱们一起干!“
从此，他们又开始了患难与共的生活。每当冬训时节，他们总住一个屋子。一天训练下来，姑娘们精疲力竭。这两位四十开外的指导，也背酸腰疼，浑身疲乏。但他们睡得很晚，一起琢磨新的战术，新的打法，一起研究第二天的训练计划。他们总是互相关心，互相体贴，互相支持。陪练、身体训练一些需要花体力的事，邓若曾总是主动揽起来，让袁伟民腾出手来，多观察队员们的技术、战术。而当队员们与邓指导发生矛盾时，袁伟民总是把责任揽过来，维护邓指导的威信。有几次，队员们练着练着与邓指导顶起来了，袁伟民就从邓若曾手里接过球：“我来!“于是，他把矛盾，把队员的火气和怨恨，都引到自己的身上来。他们总是这样互相补台，而从不互相拆台。
他俩的性格是截然不同的。袁伟民比较内向，喜欢思索，爱看书。邓若曾是个实干家，性格比较粗犷，喜欢钓鱼，爱好唱歌。他向姑娘们学了不少支优美的歌曲。吃完晚饭，他常常坐在桌前，戴上那副黑边的老花眼镜，对着歌片轻声哼唱起来。
“军港的夜啊静悄悄，海浪把战舰轻轻地摇，年轻的水兵头枕着波涛，睡梦中露出甜美的微笑……“
说实在的，他唱歌的水平并不高，唱着唱着就跑调了，有时调子还跑得挺远挺远的。淘气的姑娘们一边笑，一边拿录音机往邓指导面前一摆：“来一个!“
邓指导一本正经地问：“来个什么呢?“
姑娘们将他的军：“当然来个最拿手的。“
“好!“邓若曾在录音机跟前站得笔挺，像演员开唱之前一样，先酝酿感情。
“军港的夜啊静悄悄……“
姑娘们知道他迟早会跑调的，都躲在他身后偷笑去了。有时实在憋不住，就笑出声来。但邓若曾已经进入了角色，旁若无人地继续唱着，而且唱得那么动情……
就是敞开你的想象力，也很难想象得出，这么一位爱唱轻柔抒情歌曲的邓若曾，竟然就是在训练场上充当“打手“的那位一丝不苟的邓指导。要知道，他那势大力沉的扣球，不知把姑娘们扣哭过多少回啊!在“冷酷无情“上，他堪与袁伟民相比。他们同是一对“无情人“!但在他们的“无情“之中，却又包含着那么丰富的人类最美好的感情!香港的鲜花
喧腾的九龙伊丽莎白体育馆，突然静寂下来了。中国女排与南朝鲜女排的决赛，已经打到最后一局的最后一个球。如果中国姑娘再赢一分，就将以三比的优势取胜，成为一九七九年亚洲排球锦标赛的冠军!
头一天，中国女排已经以三比一击败日本女排。日本女排自一九六二年登上世界冠军的宝座之后，一直称雄亚洲和世界排坛，被称为“东洋魔女“。自一九七六年中国女排重建以来，虽然也赢过日本队几场，但日本队认为，在重大的国际比赛中，日本队仍将击败中国队。这次，中国姑娘们团结奋战，立于不败之地。郎平漂亮的重扣，孙晋芳高超的传球，张蓉芳、陈招娣的顽强拼博，周晓兰出色的拦网，使得成千成万观众眼花缭乱。外国记者评论说，中国女排的崛起，意味着“东洋魔女“称霸亚洲局面的结束。
最后一个球的争夺，是那么激烈!白色的大皮球忽儿飞到网的这一边，忽儿飞到网的那一边，紧紧地吸引着几千双观众的眼睛。
“砰“一声，郎平的一记重扣，激起了全场经久不息的欢呼声和鼓掌声，像海涛击岸，像山洪爆发，像飞瀑倾泻。观众们蜂拥到场子里，将一束束散发着馨香的鲜花，献给教练、领队和姑娘们。
中国女排的姑娘们为这个来之不易的胜利兴奋得紧紧抱成一团。两年前，她们唱着“没有眼泪，没有悲伤“离开日本；今天，她们在香港让欢乐的泪水尽情流淌。鲜花，是观众们送给她们的，她们又将鲜花撒给观众。鲜花撒向哪里，那里就激起一个欢乐的漩涡。人们都希望抢到一枝中国姑娘撒出来的鲜花带回家去，插到花瓶里，让家人分享这难忘的欢乐。
中国姑娘手中的鲜花撒光了，她们高高举起双手，向沸腾的观众致意。
“亚琼，把这一束花送给你爸爸!“领队张一沛走到一位瘦高个的女排姑娘身边，将一束鲜花交给她。
陈亚琼好像刚刚从梦中惊醒，这才想起来，她在香港的父亲今晚特地来看她打球，此刻还在观众台上呢!
她用感激的目光望望领队，接过鲜花，就向观众台上飞奔而去。
观众都争相伸出手向她要花。亚琼赶忙用抱歉的口吻说：“对不起，对不起，这束花，是送给我爸爸的!“
她的爸爸和她的小侄子看见她了!他们眼里闪动着泪花，双手向她伸过来，伸过来。要不是前头有拥挤的观众挡着，他们会向她飞扑过来的。小侄子很自豪地对周围的观众说：“她是我姑姑!她是我姑姑!“是啊，有这么一位当中国女排主力的姑姑，他多高兴，多自豪啊!
“爸爸，你高兴吧!“亚琼将鲜花送给老人，“这是我们领队送给你的!“
老人高兴地说：“打得好，打得真好!谢谢领队，谢谢大家!“
老人出神地打量着站在跟前的女儿。含着泪花的睛睛看着她，就像隔着一层水，女儿变得模糊起来了。他记得，自己离家时，亚琼才是一个六岁的娇女孩，想不到十七年后，她长得这么高，出落成这么一个有出息的国家女排运动员。
“爸爸，今天晚上我回家住，住几天再回北京去!“亚琼说完跟老人摆了摆手，就往场里走去。
夜已深沉。亚琼靠在汽车软垫上，闭上双目，长长地松了一口气。紧张、激烈的比赛，已经告一段落。女排的姐妹们，明天就将凯旋回国，而她将与在香港的亲友团聚，过几天与内地球队的集体生活迥然不同的香港生活。
四年前，她母亲从内地来香港与父亲团聚，国内就只留下她一个女孩子了。母亲想把女儿带走，对亚琼说：“一块儿走吧!“亚琼态度是那么坚决：“你们走吧，我要留下来打球!“那时，她与排球结下姻缘实际上只有两年时间。
一九七二年深秋，十六岁的亚琼从侨乡永春到福州的亲戚家串门。福建体委的一位***见到了她，连声说：“好，好。“亚琼也不知道好什么，疑惑不解地望着对方。
过了一会儿，那位体委的***给她送来一套崭新的运动衣裤和一双运动球鞋，叮嘱她：“明天，你就到省女子排球队去!“
她瞪大了惊愕的眼睛，天真地问：“去干什么呀?“
那位***诙谐地说：“你不是喜欢跑步吗?你就跟在她们后面跑步吧!“
第二天，福建女排的队尾，就出现了这个瘦高瘦高的姑娘。她每天准时到，从不迟到早退。队里见新来的这位姑娘为人纯真老实，就将保管室的钥匙交给她。这是一件不太有人愿意干的苦差事：每天练球前，她得先去打开门，拿出球来。而每天练完球，她得将球背回屋里去，没有气的还得打好气，然后上好锁。这件事，她一直干到一九七八年调往国家队前夕，才把钥匙交给另一个队员。
按照流行的体重计算法，一个人的标准体重，应该是身高减去整数，用零头乘二。亚琼当时的标准体重应该是一百五十二市斤，而实际上她只有一百零二市斤，太瘦弱了。所以，有的人怀疑她练不出来。但亚琼心里却挺有主见。她想，在队里，我年纪最小，个子最高，而且还在长，为什么就练不出来呢?她憋了一口气，非要练出来不可。
她练得确实太苦了。老队员练完了，省队的教练姚自立总要给她加点“小菜“，再练点防守技术。她的确太瘦弱，人们都戏称她为“钢铁将军“，因为滚翻救球，只要一倒地，就听到她的骨架碰撞地板发出的声响。疼痛是可想而知的，但她还是勇敢地往下倒。她的两条大腿的胯部，着地多，磨破了皮肉，鲜血渗流。过几天刚刚结上痂，滚翻几次，又磨烂了。就这样，烂了好，好了烂。有时，实在疼得无法着地，她就用男子的鱼跃动作救球。久而久之，她的拦网姿势竟然也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男子式的跨步上。但有谁知道，她的这一“绝招“是怎么得来的呀!
到了国家队以后，她的最大苦恼是扣球老慢半拍。二传手孙晋芳给她传来一个时机很好的球，但她常常扣不上。为这件事，她急得不知掉过多少眼泪。孙晋芳像位温存的大姐姐，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总是说：“亚琼，不要紧，这个球算我的!“越是这么说，她心里越是不好受。她明白，自己的扣球动作有毛病。毛病在哪里呢?队里专门把她的扣球动作录了像。教练跟她一起看，一起分析。同伴们也帮她“会诊“，她自己也朝夕苦思苦想。有一次，她往墙上甩打实心球，一口气甩打了几十个以后，又上场练扣杀。不知怎么搞的，这天她扣杀得比往日都顺手，受到了姐妹们的称赞。
“今天是怎么回事呀?“亚琼自己心里也挺纳闷，“兴许是刚才甩实心球甩的。“从此，每天训练完了之后，她总要一个人抱着沉重的实心球甩，一甩就是几十个、上百个，直甩得胳膊发酸发麻，甚至抬不起来。这样甩了一段时间，她扣球的动作协调起来了。
…………
父亲的寓所是舒适的。吃过夜宵，又与家人聊了一会儿之后，她躺下休息了。连日的劳累、兴奋、紧张积攒在一块儿，她是困乏了。但她并没有马上入睡，思想的野马又脱缰而跑了。她在想她的事业：打败了日本和南朝鲜队，冲出了亚洲，不过是实现了多年来最低的宿愿，中国女排的口号是“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啊。她在想她的姐妹们。她们此刻一定跟自己一样，也没有睡着吧?是啊，真正的目标还在前头。她们不会在掌声、鲜花和庆贺的酒浆中沉醉，她们将继续不懈地努力，奋勇地攀登，为祖国人民去摘取世界排球运动的王冠……大松博文
在中国女排战胜了日本女排之后，应该写一写这位日本人。因为他在中国排球运动的发展过程中，曾经起过特殊的作用。
一九六五年四月十五日，一位中等个儿，健壮如牛的日本中年人来到了中国。他就是当时奥运会冠军日本女子排球队的著名教练大松博文。他应我国总理周恩来的邀请，来担任为期一个月的排球教练工作。
自从日本女排在头年荣获奥运会冠军之后，大松实际上已经不摸球了。当时曾有一位日本记者问过他：“大松先生，你现在想什么?“大松直率地作了如下回答：“我想美美地睡一觉，然后陪着我的妻子好好地吃一顿饭。”
但是，当他接到中国的邀请后，又拿起球来了，一个人到体育馆进行了半个月的自我训练，然后才来到中国。
对中国运动员的训练是在上海市南市体育馆进行的。这是一种马拉松式的大运动量训练。他分两班训练中国女运动员，先训练几个省队，然后训练联队。时间是从中午十二点到晚上十点，后来又延长到十二点，甚至翌晨一点。且不说他每天要打出几百几千个变化多端的球，光在场上站立的时间就长达十二三个钟头。
大松的训练是很严的，严得人们都骂他“魔鬼大松“。特别是他创造的那种滚翻救球，使中国姑娘们摔得浑身上下青一块紫一块，腿一瘸一拐的，连站都站不稳。有的姑娘练到后来简直是瘫在地上动不了了。但大松还是一边叫，一边将球猛砸过去。一些被他训练过的姑娘，至今回忆起来还心有余悸。一位当年北京队的队员这样回忆道：“练到后来，我头发晕，眼发花，房子也旋转起来了。但我还得不停地去飞扑大松打来的球。他穿的是条绿色的短裤，扣球时一动一动的，仿佛是两盏绿色的灯笼似的。我不顾一切地紧紧盯着那两盏绿灯笼，奔跑着，扑救着。这时，世界上除了那两只朦朦胧胧的绿色灯笼和模模糊糊的白色皮球之外，我什么也看不见，仿佛连我自己也不复存在了……“
有一位山东姑娘实在忍受不了了，瞪圆了眼睛，大声骂道：“你这个鬼大松，我跟你拼了!“
大松问翻译这个姑娘说什么。翻译机灵地告诉他：“她说，大松你练吧，我才不怕你呢!“
其实，大松已经从姑娘圆瞪的双眼里听懂了她骂什么了。因为，在日本，那些女排选手也这么瞪着怒眼骂过他。
但是，大松还是被中国姑娘的顽强精神感动了。姑娘们咬牙切齿地忍受着连做梦都想不到的“极限训练“。泪水忍不住流出来了，用手抹去，还在扑救来球，而且脸上还露出笑容，虽然是一种哭笑，但毕竟还在笑!有位四川姑娘练到昏倒在地板上，醒来后还让同伴扶着她去接大松不停打来的球。十八九岁的姑娘，正是爱打扮，爱美的时候，但她们在摔伤的背部和臀部绑上了厚厚的海绵，两个膝关节也套上了厚厚的护膝，变得臃肿不堪。大松事后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尽管变成了那样难看的姿势，但中国姑娘们用手敏捷地抹去眼泪和头上的汗水，仍然紧紧跟随我训练。她们这时已完全忘掉了自己，拼出去了，这可以说是一种庄严的悲痛。“
而那次意外的长跑，更使这位严峻的日本教练感动得眼圈发红。
那天，上海举行盛大的群众示威游行，通往体育馆的交通完全被堵塞。大松是上午十一点进体育馆的，当时游行队伍还没有完全展开。而联队下午三点多钟准备出发时，车辆已无法通行。
联队从上海市体委打电话到体育馆，告诉大松这个情况，说队伍可能要迟到一个半小时。大松一点也不通人情，固执地嚷道：“我不管游行队伍堵塞交通还是大轿车开不过来。必须准时进馆，汽车开不动，那你们就马拉松跑过来!““好的，那我们就跑去。不过，就算拼命跑，也得跑一个钟头。“联队的人说。“一个钟头正够时间。说四点钟到，就必须四点钟到。你们马上开跑吧!“大松说。
一个小时以后，中国姑娘们汗水淋淋地跑到体育馆向大松报到了。
不容易动感情的大松，两眼发热，眼圈红了。他连忙询问她们是怎样跑来的。
姑娘们说，街上都是人，她们是穿过游行队伍的缝隙，绕小巷跑来的。大松打量着姑娘们，只见她们头发湿透贴着脸，身上热气腾腾，衣衫水淋淋的，流的汗比一堂训练课还多。他马上拿起电话，告诉他下榻的宾馆服务员，快送五十个苹果来。他要奖赏这些顽强的中国姑娘。他说：“如果在日本，即使让跑来，也不会真跑来。最后只能说声’没办法才迟到’。而中国队员却穿过层层的游行队伍，不停地跑到球场。这些年轻人，只要想做什么，就无论如何要办到。这种精神是伟大的，是一种大有希望的惊人力量。“后来，他又在一篇回忆文章写道：“本来，中国人就有不屈不挠的性格。把这种性格带到了球场上，她们就有了一个绝不动摇的信念：为了国家，一切都要忍耐克服。“
中国姑娘的顽强精神，使大松感动；而中国观众盼望振兴中国体育事业的精神，又使他感到惊讶。
一千人的体育馆，每天座无虚席。许多人一直看到深夜才散去。看到中国运动员练不动时，满座的观众就一起拍手呼喊：“加油!加油!“
于是，练不动的姑娘慢慢挣扎着开始活动。于是，观众们的呼喊声更响，就像阵雷一般。这又给场上的姑娘们注入了神奇的力量，使她们重新站立起来。于是，掌声、呼喊声越发响了。这成千上百的观众不是旁观者，仿佛是自己在经受着一场严峻的考验。
大松深有感触地说：“一个人的斗志可以唤起千百人的呼喊声；而千百人的呼喊声，又能激起一个人的斗志；这种光景，在别的国度里是看不见的。“
在中国，最使这位日本教练折服的是周恩来总理。周总理日理万机，却以那么大的热忱关注着中国排球事业的发展。这个印象，他是从与周总理的一席长谈中留下的。
五月二日晚上，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周总理坐到大松夫妇中间，难忘的长谈开始了。后来，大松在自己的一本著作中，对这次长谈作了详细的记载。
周总理兴致挺高地说，奥运会的时候，我在电视上看到你们拿冠军时的情况。你当时的心情，我是非常了解的。后来你的夫人哭了，你的两位千金也抱着尊夫人哭了。无论由谁来看，比赛以前的场上情况，都是苏联队赢的可能较大。可是一旦比赛开始，你的选手们是压倒的胜利。大松，我对于那些选手的力量，的确佩服。
总理这么一说，气氛就活跃起来了。接着，周总理问大松，我刚才听说，大松教练有时打选手，有的时候骂，这有点问题，能不能停止呢?
大松说：“周总理，我没有恶意，不是恨她们。我像教训自己的妹妹或孩子那样对待她们。要是说，你们都快累倒了，休息休息吧。人在这种情况下一下子就会瘫下去。这，总理你是知道的。要加强意志品质，就要那样。就要刺激她们，干什么哪!别老发呆呀!再这样就给我滚回山东去!这样一骂，眼看要倒下的队员就会猛然振奋起来。不激起这样的精神，而在精疲力尽感到坚持不了的时候停止训练，到什么时候也改变不了现状。“
周总理默不作声，两眼炯炯有神地望着他。
大松继续往下说：“我认为如果怜悯运动员，那练习就无法进行。骂的本身就是爱的表现。这和侮辱完全是两码事。不打屁股，就真要倒在地上不动了。这样做，总理也许想，这不是把运动员当牛马呢?但是并非如此。狮子把幼狮顶下山谷，不正是培养幼狮爬坡的本领吗?老麻雀在小麻雀长得差不多时，为了唤起它离开巢窝的精神，也是一连数日不给吃的，这不使人认为是残酷么?我就是抱着这种心肠训练运动员的。不管别人怎样想，怎么说，只要队员们能理解就行。“
周总理耐心地说，可是这样就不好办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里面就提到不许打人和骂人。还有一条是不许调戏妇女。无论如何对女队员是不许打骂的。
总理把军队的纪律拿出来了，但大松仍然不能接受。他说：“周总理，我是你请来当教练的。我不会侮辱交给我训练的队员的。我只是全力以赴使她们提高技术，使她们成为有坚强意志品质的队员，是为了希望中国成为排球的世界冠军。正因为我是这样想的，所以我才做您要我别做的事情。我请总理对我所做的事不要作声。“
周总理说，那哪行啊，我们有那样的纪律，而我请来的教练破坏了这个纪律，我却对此保持沉默。大松，你想想，那能行吗?队员要拿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来找我，怎么办呢?……
大松说：“周总理，我在您面前骂队员，您就把耳朵塞上；打队员，就请您把眼闭上；您就装没听见也没看见。“
周总理换了一个坐姿说，大松，你这话是从何讲起呢，能不能再解释一下?
大松说：“我曾经对中国的教练和医生们讲过，妇女和男子是有区别的。体质上大有不同。男子一开始练习，便拿出十分力量。所以，一垮下来，就是力量已经用到头了。然而，女选手在开始练习的前十分钟，虽然很有战斗精神，不久，也会倒下来。这不是她们惜力。这是因为女性的身体先天是如此的。过两三分钟，是会恢复的。过不久，她们又不行了，又要倒了。这时，如认为她们真不行了，那就不对头，还是要刺激她们起来。不这样锻炼，就不能有充分的训练。外表和实际是不同的。这是因为，精神方面较弱，体力也与男子有异。“
周总理又问，这样猛烈的训练，会不会对妇女的身体发生坏影响呢?这一点，有没有问题?曾经从医学观点研究过吗?
大松说：“完全没有问题，这并不是我信口开河。我曾经和一位详细观察选手状态的医生全盘研究过，不仅对于每一名女选手的脾气，就是对于她的体质，也比选手自己都认识得更清楚。甚至哪一位选手当时的状态是好是坏，也完全知道得清清楚楚。由于有了这一长期经验，在训练中国女选手的时候，从每一位选手的态度和动作，以及面颊、嘴唇的颜色等等，就可以了解，这位选手的疲劳程度如何。……所以，周总理，您完全不必担心。绝对不会把选手练死或者练伤的。当然还有妇女们另外担心的事。我在十三年来，一共训练了近八十名选手，每一位都结婚了，都有了孩子。其中，还有生双胞胎的，母子都健康得很呢!“
周总理听到这里，突然哈哈哈朗声笑了起来，关切地问，生双胞胎的那一位，母子三人健在吗?
“都健在呀!“大松答道。
周总理又大笑起来。
大松在后来回忆起这次难忘的长谈时说：“周恩来这位先生非常平易近人，但他有惊人的观察力。在轻松的交谈中，他却看到问题的根本上。我到过世界上很多国家，见过许多总统和总理，却没有见过像中国总理周恩来那样关心排球事业的总理……“
一个月的时间，很快就到了。大松将离开中国回国。在离别的前夕，他还进行了最后一次训练。送别晚宴是在深夜举行的。在席间，他动感情地说，中国有这么多顽强好学的女选手，有这么好的观众，有这么关心排球的国家总理，不拿世界冠军是说不过去的。他送给每个中国姑娘一条毛巾，意味深长地说：“我送给你们毛巾，是希望你们今后流更多的汗水……“
前几年，这位闻名遐迩的日本教练，因心脏病突发与世长辞了。在岗山他的墓前，竖着一块小小的墓碑，是他的那些已经当了妈妈的排球队员送的，碑文只有六个字：“有志者事竟成“。
年轻一代的中国女排运动员，与大松并不相识。但她们常常听指导和老一代的女排运动员谈起他。的确，他是值得我们记恋的。
十五年前，中国姑娘曾经问过大松：“你们是怎样练成世界冠军的?“
大松回答说：“对人来说，最苦的莫过于战胜自己。运动员和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