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旧时乡村缺乏钟表的年代，看时间一般是抬起头，将手搭起，做成一个微型遮阳棚，搭在眼眶上，看太阳。有时阳光凶狠得像一根根尖锐的钢针，刺进眼睛里，人不由得不赶紧将眼睛一闭。凭着多年的经验，这是午时。肚子里有些墨水的人，知道此时是古人对死刑犯问斩的时刻。而对我祖母来说，该放下手头的杂活，去做午饭了，田里人待会就要回来填肚子了。而没有太阳的日子，那就有些抓瞎了，搞不清此时是何时了，只好胡乱按照自己没有谱的判断来安排一天的活路，这样往往就会出错。有人会因为中午回家吃饭，有些困了，稍事歇息一下，然后再出门，以为还可以再干个大半天，殊不知才干了不大一会儿，夜幕就垂了下来。

每天的日子悄然流逝。一天中的每一个时刻，我祖母都有自己的办法来判定。那是她积了数十年时光的经验，估计没人能够学得到。话又说回来，就是学得到，也没人会学。有些人家里有一个小闹钟，有些人甚至还有一只上海牌手表，哪怕这些都没有，那时候还有生产队的大喇叭，电台里时常会发出那几声嘟嘟嘟的报时声据说，还有人会通过屋顶上的亮瓦透进来的亮光准确地判定时间——这些，都会让人时刻掌握到时间的进度。就算这些都没有，劳作中劳累的程度、肚子里的辘辘饥肠响声的强弱，也会提醒人——午饭的时候到了。

一天的各个时刻，祖母可以按照自己的经验来判定；一年里各个季节的变换，她也可以根据物候的变化来准确判断。但是，有一点，祖母无法做到，那就是她不能根据经验，也不能根据物候的变化，来判定某一天是哪一天。除非某些具有重大意义的日子临近，比如春节、清明节、二月社等等这些节日，她就会每日留意，扳着指头进行倒计时：今天是初十了，离某某节还有多少多少天。万一哪天她忘记倒计时了，那就麻烦了，那日子就会紊乱，让她慌乱起来，似乎生怕她忘记了时间，那节日就不会来临似的。

那时，不识字的祖母，就会将求助的眼光，投向挂在墙上的日历。

那时候，我家跟村上大多数人家一样，唯一能够表示时间（准确地说，应该是标注日子）的物件，就是被挂在墙上某处显眼地方的日历本了。

那日历本一般有巴掌大，也可以有现在A4纸的一半那么大——这种版本的日历本是那个时代的高大上，比较殷实的人家才会买，而一般人家都只会选择最小版本的，比如我家。最小版本也不会像目下的那些迷你书，要借助放大镜才能看清那些蚂蚁般大的字。那时印制出版日历的人很讲诚信，最小的日历本挂在墙上，十步开外也能清晰得看到那醒目的数字。当然，更多的信息，比如今天是星期几、农历是初几、是什么节日等等，那些字就很小了，必得到近处才能看清。那日历本大多都被一根长钉子直接钉在厅堂的泥墙上，讲究的会想方设法找来一块彩色硬纸片，先将日历本固定在上面，再将硬纸片钉到墙上，这样要好看得多。

我家的日历本一般都是巴掌般大，直接就钉在泥墙上。一般都是临近公历新年，也就是元旦，我母亲到分界街上的供销社买回来的。在桂中农村，人们将元旦和春节分别叫做“新年”和“老年”。大多数人都认为“新年”是城里人和干部们的专有节日，跟自己无关。硬是要找到这个日子跟自己有关的，无非就那么一点：要买新的日历本了。因此，临近元旦，卖日历的供销社的柜台就有些拥挤，那些大小不一、样式不同的日历本让那些没有多少文化的农妇们眼花缭乱，她们根本拿不定主意该买哪一种。在供销社那高傲的售货员不耐烦地催促中，她们终于在犹犹豫豫中掏出油油腻腻的三五毛钱，不甘地递给售货员，然后将玻璃柜台上售货员扔过来的那本最便宜的日历本小心翼翼地捡起来，小心地收进赶街专用的竹篮里。

那日历本虽然只有巴掌大，但那厚度却有一块砖头那么厚。那时的我们，从来没有拿过这么厚的纸本。最厚的，恐怕就是那本红皮面的《毛主席语录》了。但那语录最厚也就只有我们巴掌的厚度，再厚的，就非这本日历本莫属了。

这本新的日历本，封面自然是一些红色的文字和图案，这对我们意义不大，纯粹就是浪费了一张好端端的纸。但这张纸也是必需的。因为一般新日历买回来，还没到新的一年，这张“废纸”将新的一年的日子暂时挡住了。如果没有这张“废纸”，开宗明义第一页就是日期，那我们可能就会弄不清今夕何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