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风总是在冬至前后吹得特别彻骨，它如约而至，扫荡着稀稀拉拉的麦田，以及来年开春准备种玉米的棉花茬地。原野上，孤零零的村庄，在寒风吹彻里簌簌颤抖。怒指天空的树枝在摇曳着、挣扎着、哭诉着，有时还发出令人恐惧的“呜呜”哀嚎。天空中浓云不开，晦暗苍茫。田野上生机不见，荒凉萧瑟。这一年，我正好八岁，严重缺乏营养的身体羸弱不堪，那颗善感的心灵，也在寒风吹彻里，觳觫欲灭。

我第一次感到，苏北的寒风，是如此的奇冷彻骨，它从我的骨缝中呼啸而过，似乎要把我的血肉冻结，把我的灵魂席卷而去。

在这寒风吹彻里，似乎没有任何东西能幸免于它的冷酷，即使那些没有生命的物件也概莫能外。那摇摇欲坠的祖屋，在寒风吹彻里，四处漏风，奄奄一息。寒冷从老鼠洞里，从纸糊的窗户缝隙中，从没有来得及修补的屋顶上，从裂开的土墙坯子里，或急或缓地蔓延开，让祖母和我们无处躲藏。那匍匐在门前的草堆，在寒风吹彻里，草絮飞舞，静默悲哀。这个冬季，它注定将化为灰烬，帮助这家人，努力地走出这个酷冷的冬天，草堆在风中呜咽着，发出将死前的悲鸣。从夏天开始，由我一直割草喂养的那只小羊，像我一样的羸弱，在寒风吹彻里，它孤独无助，不时地发出“咩咩”的凄惨叫声，它好像已经预感到，就在这两天，父亲要将它偷偷地买给邻村的二麻爷，换点钱给祖母买药。而在某个漆黑的夜晚，小羊将被屠宰，然后，偷偷地运到县城卖掉。

xxxx年的冬天，好冷啊，我和我周围的一切，注定逃不过这场彻骨的寒风。

眼睛已经瞎了的祖母，躺在破被絮里，簌簌颤抖，这几天因为寒冷，她的心头病又犯了，不时呻吟着，她用细如游丝的声音乞求着父亲：“小大子，我心里疼啊，你如果孝顺，就把我勒死吧，我早就不想活了，我疼啊……”父亲只是搓着手无可奈何，泪水挂满丘壑。我坐在床边，拉着祖母枯枝般的手，万箭穿心。其实，我身体比奶奶好不了哪里去，夏天几场疟疾，把我折磨得骨瘦如柴，长期的营养不良，让我眼睛里常常闪着金光，就像八一电影制片厂片头五角星的光辉。我默默地思考着，如果祖母去世了，我该能活多久。幼小的心灵，没有一丝对死亡的恐惧，而只剩下对苦难的容忍和咀嚼。很多年后的1989年的冬天，也是一个寒风吹彻的傍晚，当父亲带着我跪在祖母坟前烧纸，给她老人家送寒衣的时候，父亲嚎啕大哭地说：“妈妈，儿子无能，儿子穷啊，不能治好你的病啊！”那时候我就想，“贫家无孝子”，这不仅仅是属于我父亲一个人的悲哀，而是属于所有在贫困中挣扎的生灵的共同悲哀。

在这场寒风吹来之前，公社电影队来我们大队放了一场电影，电影是《南征北战》，我已经看过三四遍了。正片前的新闻纪录片，放的是毛主席在xxxx年2月会见第二次访华的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内容。毛主席老态龙钟，步履沉重，像我祖母那样垂垂老矣。在电影散场的路上，本家四太爷走在我前面，悄悄地对父亲说：“毛主席路都走不动了，看来……”四太爷没有往下说，但扛着板凳的我，分明知道他不说的内容。我的心不禁猛地往下一沉，空荡荡的，一点着落都没有。回到家里关上门，我惊恐地问父亲：“毛主席死了我们怎么办？”没等说完，父亲一把捂住我的嘴，慌乱地出门看看有没有人偷听，回来小声地对我说：“作死啊，你！”第二天早上起来上学，我一直心情沉重，一整天都没有说话，贫穷和苦难让我过早地醒事，那颗幼小的心灵，几乎不能承受领袖老去的事实。

寒风一直在吹彻。父亲在寒潮来临的第二天傍晚，把小羊偷偷地卖给了二麻爷。第三天上午，二麻爷被县公安局以投机倒把罪押解到大队关押。父亲也被叫进大队部，被治保主任狠狠地打了两个耳光（治保主任还活着，不便写出姓名。他的儿子和我熟，在县城红旗路卖水果），槽牙都松动了。他绝望地交出了卖小羊得到的五块七毛钱。治保主任当时三十多岁，是转业军人，非常要求进步。

批斗会是在我们小学开的，二麻爷和父亲被民兵押解上台，二麻爷是被绳索绑着的，我父亲没有被绑。两个人像寒霜扑打过的向日葵，低头站立，丝毫不敢造次。大队的团委书记宣读了批斗稿，义正辞严，大声声讨投机倒把分子。我坐在一年级的人群里，感到同学们都在看着我，如芒在背，局促不安，抽搐的心似乎要炸裂，唯有低头默默无语。治保主任突然打断了团书记的声讨，不无讥笑地对着全体师生和各生产队的群众代表说：“我说怎么总有一个学生低着头，不听批判，原来是投机倒把分子的孝子贤孙。”说着，他跳下用课桌搭起来的批斗台，把我一拎，像拎动物那样，拎到批斗台上陪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