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花兜”，这个名词，在我的家乡，那是极富赞美色彩的，也可以说是对一个家族最高规格的褒奖。“到底是有桂花兜的人家，看看人家这孩子！”说者用一种仰望的姿态、由衷的感佩，在表达着敬意。这句话没人会用它来做一种低俗的恭维，只表达着诚实的肯定。

在老一辈的概念中，桂花树是矜贵的树木，不媚权贵，传说只兴盛在德厚、勤勉的家庭。而“桂花兜”，顾名思义，就是桂花树的根部，在这里延伸成为一种积淀和生命力。你高官厚禄、富甲一方，也不见得能得到这种赞誉，而那些贫寒小户也有可能获得这种赞誉。为什么？因为，它有专属性一个家族的渊源和传承，一种向上的力量，时髦的说法就是正能量。只属于未来，属于孩子，简而言之就是家族文化的延续。

家族文化？有人或许不屑：用得着上升到这高度？

家族文化，也属于中华文化范畴的缩影，小而五脏俱全。往简单了说，也就是一种生命力，一种责任和不妥协的心性。有了家族文化这种心气的存在，一个家庭就算受到了灾难性的打击，也不管这种打击延续多久，但他们的精神永远不会沉沦。只要有人在，涅槃重生就不是奇迹，就如一个有传承的民族，灾难只能让她更强大。

历史上，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近现代的名家身前身后也耳熟能详，但那需要仰望，而我更不想上升到历史的高度枯燥的说教，只说说平常人的故事。

老家有很多事情，父亲在世时常常说起。他一辈子教书，所说之事大多和读书有关系，大概是想激励我们。

乡里有一胡姓人家，解放前很是风光，据说乃书香世家，祖上曾任过本县的学监。学监不是什么大官，但于乡里来说，也是很显贵的，其家资当然比平常人家厚实得多，于是在土改运动中，其后人被定性为封建余孽。那个年月，于我来说太遥远，根本想象不出来这场运动到底有多大动静，但从父亲口中我大致了解了一些。

那时候的胡家，因为各种运动反复折腾，最后只剩下一个叫胡传华的男孩（现在年近七旬）。背负着祖上的“罪名”，寡母孤儿，其孤苦伶仃可以想象。到了三十多岁，他才娶上媳妇，而且也是出身不好人家的女儿。在阶级斗争如火如荼的岁月，这种组合无疑也是无奈的选择。因为多子多福的老观念，虽然困难之极，他依然育有膝下四儿俩女。就是现在，这种负担也极高难度，更何况在生产力低下的生产队？

因为阶级成分的问题，他两个大些的孩子，虽然读书成绩很好，社会没有给他们成长空间，读完初小就回家了。参军没份，稍有些出息的工作，都和他们没关系。虽然家庭负担严重超载，但胡传华没打算让孩子和自己一样，只会啃土疙瘩。他挖空心思，想让孩子们学点什么，到处托人求人。村里很多人劝说：就这俩孩子能出点力，还是顾惜下自己的身体，何况再怎么折腾，不还是地主阶级吗？

在当时，这话是没错，可老胡却不这么想社会不会永远这样折腾下去，何况百艺可藏身？多学点总会有用的。他想，是，人口众多，体力活已经有些力不从心，但不是不能克服。最后，胡传华还是固执地让大儿子跟着本村的老郎中学医，二儿子学木匠活，自己癞蛤蟆垫桌脚，死扛！

不知道是什么力量在支撑，胡传华对子女的为人教育，从没一丝放松。其有些作为，近似于不理性，以至于人们都说他魔怔了。恢复高考后，堪堪可替代他出力的大女儿和三小子，硬被他逼着重新捧起了课本，而且，不仅仅只这些身体力行。

因为我家也是富农阶级，小时候父亲和老胡一起读过私塾，再加上是乡邻，所以他们有些交往，对他家的情形很是熟悉。夏天的夜（那时候还没有通电），乡下的蚊虫一抓一把，不是夸张的说法。胡传华本人是极其节俭的，但为了孩子学习，他举债买来两盏煤油灯（带玻璃罩子的那种）。在那时候的农村，这可是很奢侈的消费（煤油凭票供应），队长书记家也不曾用过。为了应付蚊虫，他野外割来艾草等有驱虫效果的植物，白天熏屋子，等晚上孩子读书作业就能稍稍好受些。

父亲从学校回家，必须过他家门前，有一次晚上回家，父亲想顺便去拜访一下老朋友。走进没门的小院，透过狭小的窗户，父亲看了一会，便默默离开。而当时见到的景象，每每对我们说起，父亲依然唏嘘不已两个孩子安静地、专心致志地做着作业，胡传华就站在他们身后，一手一把扇子不停地扇动，而自己却似水里捞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