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家给我电话时我正陪父母在福宝阁喝茶，母亲一直边喝边絮叨着说，与其这么贵，倒不如在家里喝呢。

我给父母要了顶级的铁观音和最好的包间。人就是这样怪，总希望用钱来报答一些东西弥补一些东西，一厢情愿，而不考虑对方的感受。

我们一家几口边喝茶边看着包间的电视，电视上正成立一个”三不眨眼”俱乐部——给父母花钱从不眨眼；给好朋友花钱从不眨眼；给自己的学习花钱从不眨眼。最近一年，我减少了许多没有必要的应酬，尽量省出时间来陪父母家人，我忽然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

这时，画家的电话打来。说他现在情况更差，已经很落魄了，妻子在附近上班，他们全家一个月生活费不到200元。他说他整日还是在家里画画，给我打电话是因为做了一幅100米长的画纪念汶川地震，希望我能招呼古城几家媒体的记者们宣传宣传，他急切地想让我今天一定要去他家看看。

每月200元的生活费，在现在的消费指数下，刚好是我们正在喝的茶的价格。和画家已经有3年没有联系过了。那一天，我正在单位改稿件，在我的印象中，应该说他还算一位比较聪敏灵活的人，他思路活跃，表达能力很强，第一次见面全然没有生疏，他讲他以前也是教师，还当过干部，最后和妻子来到省城里打拼，他获得了全国的一个什么奖项，希望刊登个消息。他带来他的儿子，一个很聪明、很调皮的5岁小孩，看见报社什么都觉得新奇，一个人跑来跑去，眼睛里闪着狡黠而活泼的光芒。

在西安，有许多类似于画家这样的人，按照他们的才智和悟性完全可以在政府机关混个什么科长局长，但是他们将一生的赌压在自己认为的事业上，拖家带口，穷困潦倒，在这座城市租赁的窄狭房屋里寻找着成名成家的机会。有的一日声名鹊起，一字千金，被人前呼后拥，显赫后半生。而更多的也将变得更潦倒，默默无名，屹蹴在书院门摆地摊以便宜的价格卖掉自己的字画。

我开车按照他的指点在东郊的城中村里拐来拐去，终于看到他。他谦卑地站在路口，幅度很大地挥动着手臂。我和他握手，他还是穿着3年前的那件兰色外套，面色灰扑扑的。

我随着他走进的是一个低档的家具市场，到处是堵塞在街道的廉价的柜子椅子，脚下磕磕绊绊是木板和摔不掉的塑料纸，卡车的刺耳发动机声音和弥漫地呛人的黑烟。他在前边边走边回过头抱歉地说这地方太乱了住习惯了还行。楼道楼梯上是没有灯的，上到三楼开了门，两间房子里摆着必不可少的生活用品。剩下的只有2平方米的空地，他说他就是在这块空地上创作100米地震长卷的，已经完成60米了，其余的要赶在纪念日画出来。他随手捡起一条裤子扔在墙角，他说因为没有画桌，跪在水泥地上画，裤子膝盖磨破了，这时，门猛地推开了，他的儿子冲了进来，个子比半年前高了一头，把书包摔在床上，脸上是烟熏的黑，他一头钻进厨房，他叹息说儿子越来越不听话，贪玩！

我在窄狭的屋子转了个身，和他坐在家里唯有的两个椅子上喝茶。他说他运气总是不顺，说他父亲临死前骂他是个不肖子孙，他从这陋室赶回陕南家里时父亲已经死了。他站在院子里半人高的蒿草里哭了。他还说和他一起进机关的王某已经当了副县长了，他说自己最对不起妻子，妻子和他来到西安受尽罪，为了生计到处寻找活计啥活都干过，现在还没有下班……

夜深了，我和他走出依然喧嚣的家具城，有人点着了一堆塑料，弥漫着令人窒息的味道。我与画家默默作别，我不知道该鼓励他的执着还是骂他自私。

我木然地坐进车里，脑子里浮现出一个变得木讷的啃着冷馒头的他的儿子，同时我在想，一直没有见过面的他的妻子。可能此时，在这烟熏火燎的黑夜里，这可怜的女人正惊惶地走在下班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