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春时节，莺飞草长。冒着蒙蒙细雨，我踏上通往角头湾边那条乡间小路、来到岭子脚下那间哨所，映入眼帘的那些熟悉的营房，如今已人去室空，营区内许多树木因无人看管，已被砍掉许多，只有那棵伙房旁的大叶榕，依旧亭亭如盖，枝繁叶茂，保留着当年的风姿。我徜徉在营区内，看看周围熟悉的一切，情不自禁地想起童年时代的许多往事，想起那些朝夕相处的官兵，想起那段无忧无虑、充满美好记忆的似水流年……

哨所始建于五十年代初期，它的番号叫303哨所，隶属于榆林要塞部队。编制只有十几人，但有诸多排级干部，最高长官连级。当地人把哨所称为“大军路”，意思是解放大军驻扎的地方。把解放军称为“大军”，这是解放初期的称呼，因为我们家乡是老区，对自己的子弟兵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所以“大军”这个称呼一直沿用至今。

自从有了这个哨所，军民之间的关系一直非常融洽，官兵们经常到村子里来帮助“五保户”挑柴送水，与民兵搞联防。“六一”儿童节，哨所的官兵给村里小学送来图书，战士们轮流到学校当课外辅导员。每逢“八一”建军节，村里的民兵和学生挑柴、送慰问品到哨所慰问战士们。

自从有了这个哨所，村里的文化生活也有了改善，部队文工团、地方文工团不时到哨所慰问演出，给那一带村庄带来欢乐。部队的电影队经常到哨所来放电影，这在五六十年代的农村是难得的奢侈。每逢晚上有电影，村子里就像逢年过节一样高兴，人们奔走相告，附近村庄的人都要赶七八公里路到哨所来看电影。孩子们就别提多高兴了，一打听到电影消息，就早早准备好瓜籽、甘蔗或野果，在看电影瞌睡时用于解困。那时看电影在村民的生活中是件仅次于过年过节的乐事。

哨所离村约有一里多地，坐落在岭子脚下北麓，岭子标高约三四十米，山上有了望岗亭，还有堑壕和碉堡，山上灌木丛生，有一条小路通向营区。营区内只有几幢房屋，周围绿树成荫。营区北边有一条季节性的小河，平时河里有水，但不流动。到夏秋季节，河水缓缓流动，两岸树木茂盛，蕉肥草绿，呈现勃勃生机。

村里的小孩们都喜欢到哨所去，因为那里既有许多好玩的去处，又充满着军营特有的神秘和好奇。孩子们到那里捕鱼打鸟，捉迷藏，或揣上几个番薯野炊。观看战士们的日常操练，最令他们兴奋的是战士们的实弹射击，听着那一阵阵清脆爆响的枪声，就有亲临战场的感觉，比过年放鞭炮过瘾多了。更可喜的是，射击完后，可以捡到许多子弹壳。在当时，谁的子弹壳多，谁就有号召力，许多小孩都会听你的，一出去就有一帮人簇拥着，俨然像部落的酋长。

哨所的官兵对孩子们很友善，从不干涉孩子们的活动。有两件小事令我至今难以忘怀。那是我读小学的时候，有一年暑假，像往常一样，吃完午饭，我带上弹弓到哨所去打鸟。当我在附近树林转了一圈回到营区时，双脚就感到揪心的痛。因为那时农村都很穷，村里的小孩大都没鞋穿，平日里都光着脚丫走路。那时农村的卫生条件很差，谁家的猪都不圈着养，满路拉粪。下起雨来，猪粪和雨水满地流，在这样的路上行走，脚底和脚趾间就会被感染上病菌，长出许多水泡，弄破后就红肿起来，又痛又痒。当时农村缺医少药，对这样的小病痛，用些土办法治一治也就完了，谁也不会太在意，包括自己的父母。

当我一跛一跛走到那棵大叶榕树下的磨盘旁坐下歇息时，被一位姓许的战士发现，他走过来关切地问我“脚受伤了”？我痛苦地摇摇头。他蹲下来扳起我的脚掌，发现脚趾间都红肿了。那时哨所没有医生，只有一名卫生员，也没有治疗这类病的药物。“我带你到公社卫生院去”，他二话木说，推出哨所惟一一辆自行车，载着我往公社卫生院赶去，从哨所到公社卫生院有三四公里路。到了医院，医生仔细检查了我的双脚，当时就做了处理，并嘱咐，隔天来换洗一次。在那段时间内，都是这位战士带着我到医院换药，并为我支付了医药费。

读小学三年级时，我就开始喜欢看小说，虽然那时看书只是一知半解，但是书中那些故事和人物却深深吸引我，使我领略到阅读的乐趣。那时村子里能找到的书很少，大人们也不愿意把书借给一个小孩看。有一天我到哨所去，偶然发现在那间既当饭堂又当俱乐部的房间里，有一个书柜，里面有许多书。那时我们对军人有着一种近乎崇拜的感情，不敢轻易乱动乱拿哨所的东西。我在书柜前徘徊着，眼里流露出渴望的神情。我的举动引起一位叫赵昌广的广西籍战士的注意。他走过来抚摸着我的头，亲切地问道：“想看书吗？”我默默地点点头，他随手从书柜里拿出一本书，“能念给我听吗？”他一边说，一边翻开一页，我接过来一看，那是陈然烈士那首“我的自白”诗。我给他念了一遍，他赞许地拍拍我的肩膀说：“如果你喜欢看书，我值班时你就来。”从那以后，我们成了好朋友，每当他值班时，我就能到俱乐部里看书，有时看书忘记回家吃饭，他就给我拿来馒头，那时吃馒头的味道真香！在那段时间里我几乎把书柜里的藏书都浏览了一遍，至今能记得书名的有《革命烈士诗抄》、《雷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