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真是美丽动人，细嫩的麦色肌肤，绿宝石色的杏眼，长达腰际的黑色直发。她是来自安第斯山的姑娘，同样可以说她是印度尼西亚的古典佳人。她的衣着打扮有一种特别的味道：猞猁皮外套，碎花真丝衬衫，亚麻布长裤，一双叶子花色流线型皮鞋。当时我正在巴黎戴高乐机场排队办理前往纽约的登机手续，她踏着母豹式的轻盈脚步走过来，我就想：“这是我有生以来见过的最美的女人。”她只在瞬间超自然地出现，很快又消失在前面的人群中。

那是上午9点。从前一天夜里就在下雪，机场大厅却仍旧是春意盎然。我排在一位荷兰老太太后面，她为她带的11件行李和工作人员争吵了几乎一个小时。我正为此感到厌烦时看见了美人，瞬间呼吸都停止了，以至于都不知道那争执是什么时候结束的，直到女职员叫我，我才从神游中醒过来。为了向女职员表示歉意，我问她是否相信一见钟情的爱情。她回答说：“当然信了。”她的目光没有离开电脑屏幕，问我想要什么座位。

“都行。”我郑重其事地跟她说，“只要不在那位有11件行李的老太太身边。”

她眼不离电脑屏幕，给我一个商业式的微笑。她给我圈出登机卡上的座位号，把我的证件交给我。这时我才注意到机场刚刚关闭，所有的航班都要延误。

“延误到什么时候？”

“上帝知道到什么时候。”她微笑着说，“广播通知今天上午有今年以来最大的雪。”

她搞错了，是本世纪以来最大的雪。但在头等舱候机厅里倒似乎拥有真正的春天：花瓶里有新鲜的玫瑰，就连音乐都是那么优美而舒缓，符合设计者的意愿。我忽然产生一个念头：这儿才是那美人最合适的避难所。我开始在各个大厅寻找她的身影，并为自己的胆量激动不已，可是看见的多是生活在现实中的男人，在那里读着英文报纸；与此同时，他们的女人却在想着别的事，透过大玻璃窗望着那些一动不动地停在雪中的飞机，望着那些冷漠的工厂和被机耕过的、广阔的路易斯平原。中午过后，头等舱候机厅闷热得让人难以忍受，为了呼吸新鲜空气，我逃了出来。

在外面我遇到更惊人的场面。人们挤满了候机厅，扎营在憋闷的走廊上，甚至楼梯上，和他们的狗、孩子以及手提行李一起躺在地上。和城里的联系也中断了，这座透明的塑钢建筑仿佛一个搁浅在暴风雪中的大瓶子。午饭时，7家饭店、所有的咖啡馆，甚至酒吧门口都排起长队，可只开了不到3个小时就不得不关门了，因为既没吃的也没喝的了。儿童一下成了这个世界的一切，几乎同时开始哭起来，人们开始产生一种恐惧感。在这恐怖的时刻，我唯一弄到的食物是在一家儿童商店买到的两杯奶油冰激凌。我在柜台前慢慢地吃着，服务生在往那些没被占用的桌子上放椅子，我一边从镜子里看着自己，手里拿着最后一个空纸杯和最后一小勺冰激凌，一边脑袋里想着那个美人。

航班本来是上午11点起飞，延误到夜里8点才起飞。我总算能飞了，头等舱的旅客开始登机了，一位空姐把我带到座位上。我几乎停止了呼吸，就在我的邻座靠窗——那是专门留给特殊旅客的位置——坐着那位美人。我向她问候时几乎有点张口结舌，她没有察觉。

她在做着她的事，男服务生给我们拿来迎客的香槟。我拿起一杯想献给美人，可我好后悔，因为她只是向服务生要了一杯水，先是用一句不可理解的法语，然后又用一句不太易懂的英语，说在飞行中请不要为任何事情叫醒她。她的声音温文尔雅，带一点东方的伤感。

等水被拿来时，她打开放在膝盖上的一个角上包铜的化妆盒——这很像奶奶们用的那种盒子，又从一个五颜六色的管里取出两片金黄色药片。她做这一切都井井有条。最后放下舷窗遮光板，最大限度地伸展开她的座椅，用线毯盖到腰部，没有脱掉鞋子，戴上眼罩，背对着我侧躺在座椅上，没一会儿就睡着了，8小时12分的飞行中她没有咳嗽，也没改变一下姿势。

这是一次紧张的旅行。我一向认为在大自然中没有什么美能比得上一个美女的美，因此，对睡在我身边的美人，我不可能让自己的目光逃离片刻。

我吃着自己的晚餐，心里自言自语对她说话，似乎她醒着。她的睡眠是那么沉稳，以至于令我感到不安，似乎觉得她吃的那些药片不是用来助眠而是为了死亡。我每喝一口香槟便举杯祝福一次：“干杯，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