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何时开始，大家都在大谈特谈道德沦丧、道德沙漠化、道德滑坡等问题，放眼望去，尽是一派悲观激愤的论调。经历了一次次诸如“瘦肉精”、“有色馒头”、“药家鑫案件”等道德危机，我们开始对当下的道德困境产生恐慌，试图找出一剂良方填补当下的道德缺失。

事实上，对于中国来说，道德的最大困境不在于现状，而在于立足点。我们知道，西方社会的道德水准很大程度上是由宗教维系的，几乎所有人虔诚地相信上帝，必须按上帝的旨意去成为善良的人。即使在基督教产生之前，也存在泛神论的原始宗教支撑着社会的道德体系。但中国的情形就不同了。我们的伦理道德是扎根于血缘关系的。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儒家的观点：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把儒家哲学体系的最高道德范畴——仁——与孝敬父母、尊敬兄长相提并论，并要求人们从“亲亲”关系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进而“泛爱众”，最终达到仁德之境。至于这样推己及人的内在依据，儒家归之于“礼”。合乎“礼”，才是“文质彬彬”的“君子”。这个看似实用的体系实际上包含了一个危险的信号：对一个人的行为是否道德的评价标准不是主观的情感倾向，而是冷冰冰的所谓的“礼”。一个道德的人可以没有道德情感，只需行动合乎外在的评价标准——“礼”即可。这应是当下道德危机加深的根源所在。

我想孔子的本意绝非如此。孔子是极重视人的真情实感的。他曾说：“巧言令色，鲜矣仁。”但问题何来呢？应是自董仲舒拿儒学与政治做的那场交易伊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让儒学从此成为“显学”，也同时令儒家的伦理体系慢慢变质。当一种个人修身养性的道德规范上升为国家政治层面的意识形态之时，其原本的“软约束”必须成为“硬规矩”。但问题恰恰在于，道德更多的是来自于内在的情感自觉而非外在的规范约束，道德向来是不可以被强制的。是否成为一个道德的人是一种个人自觉、自由的选择，我们不能既不道德，也不宽容。

可是自董仲舒始，道德范畴诸如“孝”、“义”、“忠”、“礼”、“信”开始或隐或显地具有了强制力。千百年来，我们遵循着它给我们划定的界限行动，却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没人关注道德的依据何在。当被这规范勒得几乎窒息的时候，我们会激烈地反叛，会“打倒孔家店”，痛斥“吃人的礼教”；当面临道德的荒漠的时候，又会孤单的回望，企图回溯到文明的源头区寻找温暖。一直以来，对于道德，我们都有一种不确定、不踏实之感。这种不踏实其实源自我们自身。我们总习惯于把道德作为一种外在的要求，总是试图以一种确定的标准去衡量是不是“合乎道德”，而缺乏“出于道德感、出于责任感”的内在心理诉求。道德远未内化为自身行为的的底线，而近乎“不得不”遵守外在繁琐的礼节。这种道德自觉的匮乏不仅会导致当下的“道德冷漠症”，更会令道德本身陷入危机。

现在的我们确实遭遇了不少道德危机的信号：“李刚门”、“药家鑫案件”、“留学生刺母”……我们越来越恐慌：这个社会的道德究竟还能承受多少挑战？我们都迫切的渴望有种力量挽救日益崩溃的道德。对于这一点，我更赞同凤凰卫视主持人窦文涛的看法：在这个混乱的年代，道德往往倒退到底线实际是正常的。在多元化的时候，退到底线上，反而大家有交流。我们不必急于为社会的道德现状找出所谓良方，试图划出确切的标准。我们正处于道德转型的时期，危机和希望是并存的。我们可以退到底线上，以宽容的姿态面对这个道德多元的时代，让道德成为人们行为的底色，并在多元的碰撞、交流中找到最合适的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