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任由自己的思想从水滴变成泉涌变成浪奔浪流，更难的是，要在放纵之后收敛，把思维这条无岸之河重新收敛成水滴，记录成简练但是精准的文字。
四五年前，我著名的清华师兄高晓松因为醉驾进了看守所，他因为这个事件有了一些教训，不过也得到了不一样的人生经验。后来他给我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有个人是犯了盗窃罪被抓起来的。那人是个孤儿，出生就被遗弃在火车站，在火车站长大，饿了就吃候车的乘客吃剩的泡面面包，困了就在候车室的椅子上和衣而睡。长大之后，他成了火车站的小偷，技巧极高，看一眼人就知道能不能偷。而他的世界，仍然没有离开火车站，偷到了钱，就到火车站二楼的餐饮一条街吃顿好的，他从未去过别的地方。仔细想想，火车站的确提供了火葬场以外生老病死所有的生存设施。
但火车站有个问题.它没有夜晚。日夜喧嚣，不绝于耳。列车进站的声音，通报车次的声音，广播找人的声音，乘客吵架的声音。这个小偷的世界，从出生开始就被各种杂乱无序的声音包围着。
后来，当他因为盗窃罪终于被抓进监狱，他发现了一个问题：自己无法容忍安静。
这是我们很难想象的——怎么会有人无法容忍安静的？我们中的绝大多数，我想都只有在安静中才能够入睡，门窗关严，拉上厚厚的窗帘，某些神经衰弱的人还需要戴上耳塞，在绝对的寂静和黑暗中才能入睡。可那个小偷却相反，安静对他来说是非常陌生的体验。
可以想象被关进监狱对他来说是多么恐怖的一件事，他在监狱里必须一刻不停地发出声响，自言自语，拉着狱友扯东扯西，当对方开始烦躁或是困倦，准备睡觉，他就开始担心一个人面对“安静”这头猛兽，开始逗弄同室的狱友，往别人脸上洒水，让别人睡不了觉，直到狱友们受不了，把他打一顿。
这个故事让我想到一本小说，名字叫作《爆炸的怪物》，这本小说写于1932年，作者是一个叫作贾罗米尔·约翰的捷克人。
“爆炸的怪物”，指的是当时才出现的马达噪声，尤其是汽车和机车发出来的声音。小说的主人公翁恩格贝尔特先生快被这种陌生的噪声逼疯了。为了安静，他只能不断搬家，搬进旅馆，搬出城市，但是这些都没用，最后他终于找到了让他获得些许平静的地方：夜行的火车。他在规律的“况且况且”声中获得了久违的睡眠，火车的噪声相对于汽车来说，是古老而温和的，令他这个到处被噪声围剿的人能够获得安静。
1932年，每一千个布拉格市民才擁有一辆汽车。可这声音已经让这个古老城市的居民觉得仿佛是一场爆炸。我们可以想象，如果这个捷克人翁恩格贝尔特先生活到今天，他会怎么样。现在捷克平均每两个人就拥有一辆汽车。那么，他将从厌恶噪声，到适应噪声，最后，他依赖噪声。
这让我开始想一个问题：人为什么会依赖噪声？
我说的“人”，不只是在火车站生活的小偷，而是指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所依赖的噪声，不是候车室的嘈杂，而是我们每天面对的世界。从出门的那一刻开始，电梯间的广告牌、马路上的标语、地铁里旁边女孩用手机看的国产电视剧、互联网上的营销和吵架、午餐时隔壁桌正在讨论王宝强离婚案……
每一刻，我们的生活都被噪声充斥着，它们有时有声，有时无声。我们依赖噪声，是因为在噪声中，我们可以逃避思考。
电视本来只是从一扇小门进入我们的生活，占用的是每天休闲的时间，被当作努力工作与思考之后的奖励。但是后来人们看电视的时间越来越长，因为逃避思考是件快乐的事。而当电视屏幕黑暗，我们会有瞬间的茫然若失，仿佛不知身在何处，那是大脑思考停止后，短时间内难以启动的空白。
而网络出现，人们转换到“噪声”模式变得更简单，连座位都不用移动，只需要点击鼠标开启一个窗口就行了。移动互联网则进一步简化了这种切换模式，移动一下眼球，我们就可以让自己的大脑齿轮停止运转，泡在信息的噪声里。
我并不想自以为是，精英化地指责社会变得反智，人们变得愚蠢；我并不觉得文学和时代的关系，像是陈道明拍的西服广告，一群人往一个方向走，一个人和所有人逆行，一脸迷之自信。我不觉得文学在这个时代是出淤泥而不染，居高临下的。
我认为文学只是提供了一种选择，它是为一群不愿意依赖噪声的翁恩格贝尔特先生们提供的一节火车车厢，它缓缓前行，发出古老而安慰的声音，如同笔在纸上书写，如同敲打键盘。
我们选择了文学，并不意味着要对时代的声音关上耳朵，而是意味着要让听到的声音服务于思考，而不是相反。
要任由自己的思想从水滴变成泉涌变成浪奔浪流，更难的是，要在放纵之后收敛，把思维这条无岸之河重新收敛成水滴，记录成简练但是精准的文字。
这种技艺需要耐心，需要抵抗琐事和噪声的能力。幸运的是，文字这个古老的事物，发明于噪声侵占世界之前。
19世纪的英国作家G.K.切斯特顿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我的朋友，当你我年轻的时候，世界已经很老了。”
我知道今天我是代表文学院的研究生新生来发言，应该做一番展望未来，朝气蓬勃的慷慨陈词，但我想说的，其实正相反，我想说的，也跟切斯特顿相反：
“我的朋友们，当世界还年轻的时候，你我已经很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