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节气的轮回，季节的更替真的是太快了。时间就像水推船，不经意间，皱纹爬上额头，白发插了一圈，时光老人告诉我：你已经步入不惑之年。时间的飞逝让人感到害怕，总感觉去年鞭炮的火药味儿还未散尽，又是一年。吃过年夜饭躺在卧室的床上，双手举着智能手机，拨拉着屏幕，浏览着晒满“祝福”和“年饭”的朋友圈，不由得忆起过去的每个大年……

小时候最盼过年了。那种盼是真的盼——一盼吃，二盼穿，三盼挣点儿压岁钱。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刚开始，联产承包刚到户，经济水平落后，物资条件匮乏，吃饱穿暖当然就是人们最期盼的。

那个年代，除了过年，平日里就算孩子也是穿不上新衣裳的，一件衣裳一穿就是好几年，穿烂了补，补好了再穿。不知从那年的腊月开始，村里房前屋后的几个妇女开始盘着母亲上县，开启了年前的“疯狂”购物模式，说“疯狂”，主要是前所未有。大人们舍不得穿，每年只为我们姊妹两扯上几尺大纹哔叽、尼龙华达呢，赶制过年的新衣裳。那时，县里好像仅有一栋楼，名曰“狮子楼”，这“狮子楼”是商业楼，主要经营布匹。“狮子楼”是我从小向往的地方，就跟向往北京天安门差不多。我迫切地想搞清这“狮子楼”是否是狮子的模样。终于有一年，母亲带我上一次县，让我第一次看到了外面的世界，见到了那座神秘的狮子楼——跟狮子根本就沾不上边儿。那为何叫狮子楼呢？母亲是这样回答我的：狮子楼是楼的名字，就跟妈叫你“利平”一样。母亲的解释不涉及半点儿科学知识，通俗易懂。对于母亲的的答复，我很满意。这第一次远行让我懂得：房子上面再摞房子的建筑就是楼房。

县城离我们村40多里，母亲骑着“二八”自行车来回将近100多里不懂得累。买回来的布匹及早放到村里的老裁缝家排队。姐姐的上衣是大翻领，我的上衣是中山装。为了喜庆，母亲还要在做好的衣裳上别上红肩章，帽子上缝上红五星。过年的新衣裳母亲不让早穿，非等除夕那一天，过了旺火才可上身，大概是让旺气沾身的意思。

又大了几岁，我懂得美了。那年母亲没有扯布，第一次奢侈给我买了一件成品上衣。回家让我试穿，衣服垂到了大腿，我哭得脱下来甩到了炕上。我不理解母亲，总觉得朝思暮想的过年新衣裳竟然如此的不合身，咋往出穿！母亲很无奈，看样子也知道的确是买得太大了。“钱已经花了，再说，为了一件衣裳专门再骑车跑100多里有点儿不值”，母亲磨牙费嘴地一直在解释，“根儿啊，你现在正是长个儿的时候，好像拔萝卜的，一年一个节，买的小了最多穿一年就不能穿了，贵巴巴的钱儿就白花了”。我真是失望，甚至是绝望。当时真想让她去换，但又考虑，母亲说得不无道理，是长个儿的时候。哎……毕竟是件新的，总比打补丁的要强，考虑了半天我还是决定要穿了。似乎故意在跟母亲作对，穿上那件上衣好几年，我的个儿一直都是原地踏步，就是不长。人生中的第一件成品上衣一直到穿旧、穿烂，还是那么大，就像唱老戏的龙袍。

后来的几年，车子、手表、缝纫机这“三大件”在农村普及，我家又填了一台牡丹牌缝纫机。为了派上用场，母亲跟村里老师傅学了裁缝技术，从此，我们姊妹两过年缝制新衣裳不再花钱用人。母亲没有文化，但学得认真，每天灯下研究绘图，用废弃的旧衣裳练习裁剪。母亲心灵手也巧，总共学了两个月，就基本能拿下来了，起码能伺候了自家的人。

一进腊月，农村的年就基本开始了。

先是杀猪，这是重头年货。杀猪的场面那是真的热闹，但我心软，从小对于猪的被杀更多的是处于同情。总觉得人是妖精，为什么连个猪都不放过。杀猪的前一夜，为了第二天好倒肠肚往往要让猪空肚，我看见猪饿的可怜，总会趁着大人不注意偷偷给它弄点儿泔水吃。第二天猪就要死了，大人让我帮忙拦的捉猪，我都是故作样子有意地赶着它跑，不让被擒获，但我终究是改变不了它的命运，我的心在掉泪。我也期盼杀猪，不是想看它被杀的悲惨，而是那个猪尿泡好玩儿。碎尸后，屠宰工总会拽出猪尿泡，放在绵土土里边用脚搓去血渍油性，扔向我们一伙红领巾。我们发疯似的扑去争抢，总有一个先抢到的，不用说也是孩子王。我们争执不让，最后只能轮流着吹，这家伙吹起来鼓鼓的，用线扎住口扔向半空争抢着逮，落地后再用脚踢，真是刺激，甚至比吹避孕套还好玩儿。一个自产的玩具——猪尿泡一玩儿就是一后晌，这是我记忆中最早的气球。别看一年杀一回猪，主人家是舍不得都留上吃的。村里人有没养猪的，也有养猪不扶中途夭折的，过一回年没点儿肉不行。吃过杀猪菜后，帮忙的人小酒喝的深一脚浅一脚的回家了，主人家忙乎的吆喝接壁邻右的来家割肉。人们割走后坐犊，家里留上软腰窝。这卖肉的钱基本可满足全家半年的花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