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老家，没见到哥哥，嫂子告诉我"你哥卖暖壶去了。"我才知道，半年前哥哥弄了辆摩托斗子车，搞起了暖壶生意——从淄博一家暖瓶厂提货，到附近村子去卖，一天可挣一二十块钱，运气好的时候能到三十多。嫂子说只要地里的活腾得出手，他就往外跑。

哥哥这个转变叫我暗暗吃惊。我最了解他，他是那种特要面子的人，不体面的事从不沾边儿，年轻时在众人跟前一站都脸红。刚"开放搞活"那会儿我曾鼓动他做买卖，他说做买卖满乡里窜，吆吆喝喝，那不是当众丢丑吗？我想象不出，现在，穿一身破旧衣服，头发被风吹得如一把乱草，皮肤红黑的哥哥，走街串巷，不停地大声叫卖，夹一着那只少皮无一毛一的提包，为了块儿八一毛一的钱，与一帮叽叽喳喳的妇女争持不下，脸上是不是还发烧？

门口响起突突的马达声，是哥哥回来了。我接过他的车，见车上还满满的："没卖掉？""唉，今天生意不好，刘家庄、浒山铺、大耿小耿……跑遍了，连个出来问问的都没有。"他咧了咧嘴。可当看到我儿子，他立刻有了笑容，招呼我儿子过去，扶他上车，"此乃吾赤兔座骑，尔何不一试？"他喜欢用文言逗我儿子玩，顺便拿衣袖抹了抹车把。这是一辆崭新的野马牌摩托斗子车，金字，红漆，哥哥把它擦得锃亮，瓦圈、护圈上除了挂着层浮尘，无一点积垢、泥巴。儿子在上面呀呀地喊起来。

"放假了吧？我估摸今天、要么明天你们准会来家。"哥哥边说边一只手在车斗里"摸鱼"——摸一到了一塑料兜青菜，有茄子、韭菜、黄瓜，还有一包猪头肉。嫂子早就忙开了，不大工夫，沏好茶，四个盘子端上小圆桌。哥哥打开他埋在粮囤里的范公大曲原酒，满满地斟了两茶碗。我对酒并不感兴趣，只被动地举杯，哥哥喝酒发出嗞嗞的响声，然后咂咂唇，很香的样子。

没等我说话，他就像自我解嘲地说："不做买卖，撑不住了……"这一杯他喝得猛了些，呛出了眼泪。我清楚，三个侄女侄子先是在外面上学，随之而来的是找工作，买房子，把家掏空了，哥哥实在没"辙"了。"……村里人都想着法儿挣钱，有有门道的，老拐在县城包工程，小活就四五万；于大亮置了脱绒机，和他小舅子白天黑夜倒班干；七队瞎祥子开起了家具厂……咱拉掉腚了……"哥哥又猛喝一口酒。我趁机劝他："咱能不能也干大的？"一是我觉得论文化论见识他们都不如哥哥，二是打本心里说，我不赞成他卖暖壶，不愿他骑着辆摩托斗子车到处转，我有个朋友在市交警支队宣传科，他常"危言耸听"地大讲交通事故目前是对城乡威胁最大的阴险杀手。可说到这里，哥哥神色迷茫："干啥呀？别的干不了了。"

"怎么干不了？钱不够，我们凑一凑。"我以为他是缺资金。

哥哥摇头，叹气。

一一团一棉絮一样的东西堵住我胸口。

哥哥比我大六岁，我读小学时他已上中学，中学在明家集，周末他放学回来，路过我们学校，到老师办公室看报纸，他的学生蓝制一服整齐干净，显得英姿勃一发（母亲是吃糠咽菜也要把他的大儿子打扮好的），我们着浅灰制一服上衣、总是挽起两折袖管的王老师也很年轻，那个年代的年轻人在一起常谈理想，谈人生，谈国家大事，他们有时候谈得十分热烈，慷慨激昂，小伙伴们羡慕地对我说，看，你哥哥！他们还常举行球赛，我们当观众，哥哥的红球衣像火一样耀眼，黑亮的头发随着跑动一掀一掀，他身手敏捷，不断跳跃上栏，他每投中一个球我都使劲拍巴掌。我接触小说也是从哥哥开始的，他回家就带回一本新小说，我记得有《三国演义》《水浒传》《青春之歌》《艳陽天》等等，他看小说入迷，吃着饭眼睛却盯在书上，筷子伸到了汤碗里，他看完了我才捞着摸一摸。他写的文章我没见过，但多年后我到故乡出发，在县委见到哥哥的一位同学，他知道我和哥哥同村，却不知道我们是亲兄弟，说起话来，他很感慨地说，"你村里李登勤可是个大才子，可惜混得不行。"

哥哥混得不行有个很关键的原因：他初中毕业，升学考试刚过，"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学校停课，招生工作自然中断，哥哥只身去了百里以外的一家油棉厂当临时工，扛棉包，一月四十元的工资。买不起自行车，他很少回家，这期间县一中的录取通知书送到了村里，我们村只考上了哥哥自己。可是这张录取通知书好像并没给这个贫苦家庭带来喜庆之气，倒是在父亲的眉间堆起了蒜头大的疙瘩，父亲内心深处展开了一场多么激烈的战争——一边是哥哥的前程，一边是四十元钱，掌秤多年的父亲竟三天三宿掂不出孰轻孰重。家里实在太穷了，父亲太希罕钱了，父亲咬了咬牙，把那张录取通知书锁进了一抽一屉。这样无声无息地过了四五个月，哥哥干完临时工回来了，父亲不敢告诉哥哥录取通知书的事，还求左邻右舍千万帮他捂住。但这只"手"不够大，哥哥外村的同学泄一了"密"。他砸开父亲的一抽一屉，攥着他的录取通知书放声悲号。他几天不吃饭，几天哭闹不休，吓得母亲不得了。过了一段日子，哥哥才慢慢安顿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