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过几天就是奶奶去世三周年的忌日，父亲要给奶奶立一块墓碑，让我写几句话，提起笔来，猛然发现，我竟不知道奶奶的名字。母亲说：“你奶奶哪有名字？那个时代，贫寒人家，谁还给哧的（榆社土话称女孩子为哧的）取名字？她属马，人们都叫她‘马哧的’。”可我总不能在奶奶的墓碑上写“马哧的”三个字吧？父亲说：“那就写‘杨张氏’吧。那个时代出嫁后的女人都是在自己的姓前加丈夫的姓，后加‘氏’字”这公平吗？奶奶活了八十三岁，竟然连她自己的名字都没有！但想想也只能这么写了。父亲说得对，那个时代的女人都这样，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可奶奶“从”夫的日子也只有短短的四年啊！奶奶二十岁出嫁，二十一岁生下大伯，二十四岁守寡，爷爷去世后的第三天生下父亲。一个人拉扯大了两个孩子，没有爷爷的日子，她过了五十九年，个中辛酸几人能解？

爷爷是烈士，生前是榆社县二区农会主席，他走的时候只给奶奶和他的孩子留下三间旧瓦房。艰难的时代，贫寒的家境，一个女人领着两个幼小的孩子，太不易了！但奶奶决意不再嫁，“就这么活下去吧！”然而，兵荒马乱的年间，怎么活也不安宁。

那一次，秋雨萧萧中日本人进村，奶奶领着孩子们“躲难”，慌乱中将父亲弄丢在一个山洞里，过了一天一夜才找到，可父亲已奄奄一息了，后脑勺上长了一个特大的“疮”，好了以后长过疮的地方就再也不长头发了。差点丢了儿子的锥心之痛后，奶奶依然不改初衷。尽管她的妹妹在丈夫去世后因生活艰难已改嫁了。

吃糠咽菜的岁月里，奶奶竟强撑着让父亲读到了中学。那种见识非同一般啊！社城中学离奶奶家有十里路，父亲说，那时，每个星期天吃过早饭后才回家，春冬时，一路走一路捡干柴，回到家后能捡一大捆，够奶奶两三天烧火做饭用。见见奶奶马上便走，赶上学校的中午饭，因为家里没吃的。夏天，只要不上学，一般不穿上衣，太穷了，不节约着穿不行。每当说起这些旧事时，奶奶总会泪流满面。

就这么苦熬着，孩子们也长大了。在榆社中学只读了几个月高中的父亲辍学后，到了榆次经纬厂打工。大伯是村里的“能人”，木匠、瓦匠、石匠，样样在行。记得我小时候，他还给我用小木块做玩具汽车。后来，大伯到县剧团拉板胡（唱晋剧用的一种乐器），可是，25岁那年，他得了一场大病，从此，他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癫痫、肾炎、心脏病，让他无法正常工作，正常生活，只能回到村里。与父亲的落差，让原本忧郁的大伯更忧郁了。“死”是他常挂在嘴上的一个词，而且也多次付诸行动。每次都是在奶奶的哭喊声中才罢休的。他的癫痫病又是三天两头犯一次。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一天晚上刚刚吃过晚饭，听见奶奶的屋子很响的“咚”一声，然后是奶奶大喊：“来人啊！”我们跑过去，大伯的头砸在门槛上，口吐白沫，奶奶坐在地上努力地扶起他，给他身底垫一块草垫。她的头上是汗，眼里是泪，嘴里说着什么，似乎在骂狠心的爷爷给他留下这么多灾难……大伯活了62岁，就这么和奶奶折腾了37年，37年里，大伯竭力想治好他的病，四处求医问药，家里的钱大部分都用来买了药，包括奶奶的烈士遗孀补助费。有一次他花了75元钱买了一个游走医生的一副中药。吃了后药物过敏，皮肤都发了紫。奶奶守在他的身边两天两夜没合眼，头发一下白了好多……她心中的苦谁知道啊！

然而奶奶却异常地达观,流过泪,唠叨完,生活依然过得一丝不苟：她的小闹钟让大伯做上木匣子保护起来,她的铝锅放在地上的时侯要垫一块纸板,以免锅黑弄脏了地板;甚至连上厕所用的纸她都撕成恰到好处的小方块,分放到盒子里;她给我们捎来的黄花菜一小把一小把用线捆好;秋天里,收回来的豆子、红薯什么的,她都会分好、中、差装在不同的袋子、箱子里。奶奶去世后，我们从家里找出那么多小袋子，粗布的、塑料的，完好的、打补丁的……让人看着就心酸。她自己的饮食起居也是极有规律的，三餐之间，什么时候该喝水，什么时候该吃点饼干之类的东西，冲奶粉时加多少糖都是有规矩的。她的这种习惯一直坚持到她去世的前几天……在奶奶的一生中无论日子艰难还是顺利，在不亏待儿孙的基础上她都会尽可能的不亏待自己！儿孙们给她买回来的衣服，她马上穿上，给她买回来的吃的用的，她也不藏着掖着，该吃就吃，该用就用……苦中求乐，这是奶奶的生活准则。我曾与母亲说，把奶奶的经历换给我们，死都不知道死几次了。可奶奶却活得有滋有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