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一个纯粹的农民家庭，父母是农民，祖父母、外父母也是农民，我自己从小就是在庄稼地里干着农活长大的。懵懂初开的时候，我无数次设想过自己的人生：靠种好田做上生产队、大队，甚至公社的干部，学一门手艺，农闲时可以挣点闲钱，学习一门乐器，做个拿工分的文艺宣传队员，做个民办或代课教师……但无论怎么设想，都没有想过有一天不做农民，或一辈子脱离农村。

1977年的高考，彻底改变了我这个农村少年的运命。

那一年，恰逢我高中毕业。

我就读的高中是胡集中学，离我家不过1公里多路，却是海安一所老牌完全中学，因为曾经作为县里的小学教师培训地，不少老辈人就称为老海师（海安师范）。

其实，我的小学3、4、5年级也是在这里读的。那时，我从育红小学转回我们大队的红阳小学，而红阳小学自己并无独立的校舍，只是借寄在胡集中学最南边的一排房子里。因此，前前后后我在胡集中学读书的时间长达7年：小学3年，初中、高中各2年。

7年的时间，涵盖了我的童年和少年，让我从一个村野顽童，渐渐地成长为一个满怀梦想的知识青年。

1977年的6月，高中三个班的150多名同学在学校大食堂会完餐，收拾好自己的行囊，各自回家。

无论你多么留恋，多么不舍，人生中的高中学业永远终结在1977年的夏天。

回乡后，我立即成了一个农民。生产队里的活一样不落的跟了上来，考虑到刚出校门，身子单薄，队里派给我的活相对较轻，大多数时间和妇女在一个劳动组。除了起秧、插秧、收麦、割稻之类的技术活还干不了外，妇女组的所有伙计全部参加。因为不是熟练的农民，工分当然比妇女低一个等级。天不亮就上工，天黑了才收工，大忙季节还要上夜工，甚至通宵达旦，农民们形容为“两头黑通通，中间紧绷绷”。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两三个月。感觉好像还在放一个暑假或者忙假，只是这一次的假期比以往的都要长。

还在田间劳作吧，一天，大约是1977年的国庆节前，突然接到胡集中学的口信，要我立即回校。赶紧跑到学校去问，才知道是要我们回去复习功课。当年高中毕业的学生每班抽选10个人回校复习。至于复习干什么，当时也不甚了了。我是高二（2）班的10人之一。

好在学习用品还在，赶紧收拾一下，回到学校。一集中，才知道停了10年的高考可能马上恢复。学校组织一部分学习成绩较好的同学拼成一个班，先复习起来。后来，又陆续有名单之外的和往届的同学加入进来，30人的班级高峰时超过了200人。这200多人的复习大军中，当年就有近20人考取了学校，这个比例在今天看来实在可笑，但在当时实在是个奇迹。我们高中毕业40年的聚会上，同学们对时任胡集中学校长的王敬山当年的先见之明和贤明之举表示了崇高的敬意。因为，这个补习班办的时候，恢复高考的文件还没有下达。而且补习班不收一分钱，还另贴资料费。

1977届的高中毕业生，大多是1967年入学的。读书的11年，正逢文革的全过程，学的东西不多，许多要考的东西都没学过。说是复习，基本上有一半的东西是新学，就是帮我们复习的老师也得四处找课本，通过各种关系搜寻复习资料。记得帮我们复习语文的朱允恭先生，附带着还要帮我们复习地理，不知道他从哪里找来一本油印的地理复习资料，上课时就当作他的教材，放了学主动借给我回家复习一晚。复习资料不厚，16开，总共30多页。我放学回到家，就开始死背，整整一宿，到第二天早上还给老师的时候，这本资料上的东西差不多都能记住了。夜里看书打瞌睡，我就把光头油灯点在窗台内侧，自己站到窗外，隔着玻璃借着窗内的灯光读记复习资料上的内容。既醒了瞌睡，借了光亮，吸收了新鲜空气，又省了烟熏火燎，记忆速度也不自觉地加快了许多。

10年未开科，一旦恢复，复习应考者多如过江之鲫。有老成持重，骨子里头用功的；有豪情满怀，意得志满的；有战战兢兢，摸索前行的。像我们这样的应届高中生倒也没觉得有多少压力，因为考上的太少了，考不上也没什么不正常。

9月末，我们就进了复习班。真正紧张起来，是在10月21日全国各大报刊以及各级广播电台公布了恢复高考的通知以后。而后，报名政审程序启动，那个盼望而又害怕的考试真的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