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Z相遇，是在我逃离北上广后的第二年。

记得毕业时，我自诩理想远大，不甘平庸，不愿被安排过着一眼看到死的生活，便独自背包去了北京打拼。可没承想，兜兜转转一年，还是被现实打败，拖着暴瘦20斤的身躯，回到了生我养我的城市。

因为心灰意冷，我随便找了个小公司，开始了混日子的生活。直到Z的到来，才改变了我。

Z有很好的性格，她热情，身边的人无论职位高低，都很乐意和她成为朋友；她专注，即使这份工作不是她最喜欢的；她果断，工作上遇到问题能马上做出调整方案；她幽默，我心情不好时，总能逗我发笑。

有人说，很多爱情是从崇拜开始的。我是这样的，她也同样如此。

我们是公司不同部门的精英，都有吸引对方的长处和能力。日常工作中，我们经常需要沟通和配合，一起想解决的办法和方案，这也渐渐增加了我们的好感和默契。

直到某天，Z打算辞职了，说她找到了自己更喜欢的工作。其实我知道，真正的原因是公司内部不允许恋爱。

列夫·托尔斯泰说过：“真正的爱，在放弃个人的幸福之后才能产生。”

Z在公司发展最快速的阶段选择自己离开，把成就自我的机会让给我，我又怎能辜负她的一番良苦用心呢。没错，我们正式恋爱了。

那年，我24岁，她22岁。

公司发展很快，两年的时间，从不到20人的小公司，发展成了超过300人的集团，我也顺势成了风口上的猪。

我拼命地陪客户喝酒，也曾加班到天亮；我的职位越升越高，收入也越来越高。我自大的拿平台当成了我的能力，甚至认为自己开始走向人生的巅峰，过不了多久，我就会出任CEO，迎娶白富美。

我和Z的感情出现了危机。不仅仅是因为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少，也因为随着我的眼界和交际面越来越广，我认识了太多漂亮优秀的女孩子，有些乐不思蜀了。

我们没有像大多数情侣一样吵架，闹分手，而是进行了一次彻夜长谈。我们聊工作，聊人生，聊理想，聊未来。

Z突然跟我说想要结婚，我却开始犹豫了。

我像大多数男人一样，开始害怕负责任，担心因为一朵玫瑰花，错过了一个花园。

我说我们年龄还小，应该把重点放在事业上。

那年，我26岁，她24岁。

后来，我遇到了人生中第一次大的危机，我失业了。我是被动失业的，集团撤销了我们部门，象征性地补偿后，我们被遣散了。

那一年我27岁，我推开门，与三分之一的人生危机撞了个满怀。

仿佛一夜之间，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谁谁谁最近要结婚了，谁谁谁贷款买房了，谁谁谁当上公司高层了，这样的消息总是不经意传进耳中。

而我，刚刚跌落深谷，一蹶不振。

Z看出我的焦虑和不安，但她并没有强势的逼迫我去改变自己，而是温柔地像照顾孩子一样陪伴我好久。

人生，从来都是晴雨交替的，有人是催你赶路的雷，有人是让你躲雨的伞。而懂你的人，一定是能够治愈你的药。

我终于决定重新找工作了，但却突然发现，过了27岁以后，工作越来越难找了。要么是薪水太低，要么是要求太高，一大群刚出校门的大学生等在面试室外，随时准备把你PK掉。

但幸运的是，我终于找到了新工作。尽管是重新从底层做起，但一切看起来，都是有希望的样子。

转眼3个春秋，我成了别人眼中的中产阶级。

有时候，稳定的收入，也是有温度的，它能免你惊，免你苦，免你无枝可依。

但这份稳定，也是需要努力的。我想起作家毛姆说的话：“我用尽了全力，过着平凡的一生。”

日子过得是波澜不惊，银行卡里的余额不断上涨，我和Z的感情也日渐稳定。

经历过一次人生大起大落，没有了刚毕业时那自以为是的幻想，没有了事业辉煌时那目空一切的气焰，也没有了低谷时自暴自弃的悲观。

这三年，我见过太多优秀的皮囊和有趣的灵魂，也见过太多善变的同事和分手的情侣。

时间留给我的除了成长，就是一直默默陪伴和支持我的Z了。

贾宝玉说过：“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在一生中可能会遇到很多美好的东西，但只要用心好好把握住其中的一样就足够了。

秋天，我和Z终于结婚了。

那一年，我30岁，她28岁。

第五季奇葩说，傅首尔有一段辩论很精彩：最好的爱情就像两个人约好一起去远方，上车后也会被两侧的风景吸引，对方有随时下车的权利，但他一直没有走。

婚姻是一种选择，可贵的不是最初我们选择了彼此，而是无论过多久，我们仍然会在众多选择中选择彼此。

杨澜说过：“婚姻中不只有爱，还有肝胆相照的义气，不离不弃的默契和刻骨铭心的恩情。”

对于我和Z来说，我们拥有工作上肝胆相照的义气，有低落时不离不弃的默契，也有陪我东山再起的恩情。我们把彼此最好的年华都给了对方。

我想，我拥有最好的爱情。

希望你也同样拥有。

（本文作者：管司铭，摩羯座自由撰稿人，新媒体编辑，随手记签约作者。一个对生活品质有严格要求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