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发生的事，尤其是暴徒冲击中联办，公然污损国徽，很让国人气愤。很多人想不通，中国内地这么多人，这么多媒体，还有包括驻港部队在内的强大国家机器，怎么就收拾不了那一小撮暴徒？怎么就树不起香港的正气？还是我们力量下得不够呗。
老胡想对大家说：这就是一国两制。它像一堵墙把高度自治的香港圈了起来，中国内地的大部分声音和大部分意见被这堵墙极大地过滤了，渗过去的少部分都被折射了，失去了我们希望能够影响当地的大部分力量。
有人说，那这是一国两制错了，应该取消这一制度，改为一国一制。
老胡认为，我们需要洞悉一国两制制度安排背后的历史因缘和国家理由，这会帮助我们大家进一步了解香港事态的复杂性，在爱国的同时保持冷静。
当年确定一国两制，总的来看是实事求是的选择。香港上世纪80年代很繁荣，把内地落下一大截。我们没有直接管理香港的政治和经济资源，如果把它内地化，导致香港的资本纷纷外逃，既不符合国家利益和现代化需要，也让港人难以接受。所以在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时施行一国两制，应当说是唯一选择。邓小平当时强调实事求是，我想就是这个道理。
老胡非法律专家，但从政治角度看，我认为基本法有两大考虑。
一是保障香港的高度自治，港人治港，这最符合包括香港市民在内的全中国人民利益。
二是确保港人治港与国家利益保持大的协调，防止出现一个与中央政府对抗的香港政府和立法会，防止香港成为颠覆国家的基地。
大家知道，有一帮人街头闹事是一回事，如果特首和整个立法会带头反中央政府，完全是另一回事。这两点合在一起，就是一国两制原则。香港反对派要绝对意义上的双普选，最终指向的就是香港地方政府率领民众对抗国家的宪制危机，那是必须要从根本上杜绝的。
占中那一轮交手，反对派就是要把一国两制中的“一国”最小化，但他们与中央对抗，那不是鸡蛋往石头上撞吗？所以他们失败的毫无悬念。
这一次暴徒和极端反对派干的勾当是瘫痪特区政府和警察力量，把香港搞成无政府主义。他们现在的五个要求中，最后一个要求是“双普选”，但他们很清楚这条要求挂在那，就像放了个屁一样。
他们现在真正闹的还是瘫痪特区的权力机构，让他们在街头的行动成为香港实际政治权力的来源，形成一种由外国操控、本土派把持的“影子管治权”。但这样的香港变成臭港将是确定无疑的。
香港变得越来越暴力了，尤其是对讲普通话的内地人来说。一个媒体老总昨天对我说，他很担心自己记者的安全。我说可不是吗，我也很担心环球时报在那里记者的安全，一个劲儿的嘱咐他们。我怎么有一种他们是在当年动荡中的萨拉热窝和开罗的感觉。
内地游客还在往香港去吗？我真得对他们说一声，要去一定要小心点，少往热闹的地方乱跑。
不过我仍然认为香港如今的乱，绝大部分仍是特区政府和警察机构应该管的事。它们瘫痪了，不作为了，或者作为也不管用，暴徒们必然会无法无天。但我要指出，香港这种乱法乱不到内地，极端反对派休想用这种乱要挟中央。他们让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看尽热闹，但最后乱的是香港社会自己。
设想一下，香港如果从此就这么无政府主义下去，用不了几年，香港就会失去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旅游也会瘫痪，法治权威荡然无存，营商环境一落千丈，所有核心竞争力与优势成为泡影。中国的面子会不好看，但不好看就不好看吧，哪个国家的面子能永远好看？到了重要关头，政治选择的永远是里子，而不是面子。
香港社会自己必须承担起高度自治的第一个责任，那就是维护该社会的基本稳定。法治是香港社会的核心价值，政治稳定则是它的核心利益，如果这两条香港都不要了，那是它要自杀。
如果我们不出手，香港会接着乱一阵；我们出手，要受“破坏一国两制”的指责，而且迈出了这第一步，将有第二步第三步很难跟上的困境。两难相权，我作为内地的一个媒体人，主张宁愿选第一个。因为香港继续乱一阵，早晚会唤醒它的大部分人，他们会最终明白，无政府主义乱的是他们自己的利益、自己的家园，那些搞乱香港的人都是他们的敌人。只要大部分人支持，特区政府和警察就会立即强起来
所以说，根本不是国家没有做到位，也不是当年的政治安排搞错了。香港一些人觉得，两制得还不够，只有“争民主”是他们需要做的，维护香港秩序不是他们的责任，他们大错特错了。真正的一国两制和真正的高度自治就在他们身边，而且真正得已经到了国家有无数手段可以制止香港骚乱但却很难使用它们的地步。
如果香港社会作为整体就是想不明白这一点，就是要在一个高度自治的社会里瘫痪政府和警察力量，就是听不进去内地的善意相劝，并且认为与他们血浓于水的内地社会最对不起他们，最想让他们坏，而那些巴不得香港乱、希望以此牵制北京的西方政府跟他们最亲，要一条道走到黑，那真的就是他们的命了。
我认为我们应该做的是：
1、继续劝他们。
2、心疼地看着香港社会变乱变穷。
3、耐心等待他们跌大跤后觉醒。
（本文作者：胡锡进，文章来源：胡锡进观察，ID：huxijinguancha，一个“复杂中国”的报道者。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