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毛泽东表示“麻雀不要打了”，他亲自发动的打雀运动从此中止。
此前几年里，这场与大跃进并肩展开的运动，已经造成了数十亿只麻雀的非正常死亡。直到今天，全民打麻雀仍作为“那个年代”的荒诞故事，被人们津津乐道。
不过，死刑改判并不必然意味着平反昭雪，麻雀虽然得到钦点被延缓处理，但却一直到毛泽东去世都未能恢复名誉。甚至敢于为其仗义执言者，也还是会为此付出惨痛代价。
麻雀的平反之路为何如此艰难？
打雀运动最为人熟知的，莫过于广大市民上街敲击脸盆、挥舞竹竿的魔幻景象。
更吸引眼球的，则是打雀运动中涌现的奇人异士：1959年7月《新民晚报》报道的一位来自甘肃省秦安县丰乐人民公社的盲人青年张元元，仅凭听音辨位即能用弹弓击杀麻雀，百发百中。
这场全民打麻雀乃至整个“除四害”运动，发展到如此丰富多彩引人入胜的境地，只用了两三年的时间。
1955年11月，毛泽东在《农业十七条》中第一次提出“除四害”，要求在七年内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以配合农业生产。
这并非1949年后的第一波针对小动物的集中打击，早在1952年，中国就因为坚信美军向朝鲜战场和中国本土投放细菌武器，而发动了消灭老鼠、苍蝇、蚊子、虱子等的爱国卫生运动，对此早已驾轻就熟。
不过，1955年名列“四害”的麻雀，显然无法充当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的传播媒介，与上述几位美国细菌战战士有明显不同。
之所以榜上有名，是因为毛泽东在起草《农业十七条》期间听到了“麻雀成群，祸害庄稼，一起一落，粮食上万”的说法，认定其为破坏农作物的元凶。
毛泽东的这一号召，很快得到了各地的踊跃执行——此前不久，他刚刚批评中央农村工作部主张“反冒进”的邓子恢、杜润生等人是“小脚女人”，指责他们从资产阶级和富农的立场出发，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受到震撼教育的各地方政府，纷纷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如上海市卫生局规划要在四年内消灭四害，提前完成党中央的任务。
不过，此时的打雀运动尚未发展到全民参与。灭雀的目的毕竟是保护粮食，不宜过多争抢劳动力，因此主要发动青少年参与，为此建立起了以团支部、少先队为组织网络的除四害突击队。
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内，国营上海机床厂就成立了300个突击队，华东师范大学共有3000多名学生参加突击队。
他们的打雀战术颇为多元，除了最基本的弹弓射击外，还在晚间突袭麻雀巢穴，用手电筒强光照射，在其受惊动弹不得时一举歼灭。
其他灭雀手段，如铁丝夹、铁丝笼、筛子扣、胶粘、网捕、毒饵诱杀等也都有投入使用。为保斩草除根，共青团员们还破坏鸟巢，歼灭幼鸟和鸟蛋。
他们的战绩，在当时堪称骄人：上海1956年的春季“除四害”突击运动中，有26万余只麻雀被消灭。
比数字更能说明打雀战果的，是1956年夏秋时节爆发的虫灾——在灭雀最为得力的上海、南京、山东等地，许多公园和道路两侧种植的白杨和法国梧桐长满蜱虫，不见树叶。
到了冬天，一些地方的树木更是直接枯死。
不过，1956年的麻雀虽已大祸临头，但全民挥舞脸盆竹竿的奇幻场面，还要到稍后的1958年才会到来。
那两年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让1956年手持弹弓和手电筒欺负小鸟的少年团伙，发展成了1958年动辄消灭20亿只麻雀的人民战争？
{#page#}1956年春夏之交，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提出“双百方针”，中国的言论空间开始解冻。
早已对打雀运动疑虑重重的科学家们很快抓住时机，公开发声，为麻雀争取宽大处理。
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所长朱洗，分享了消灭麻雀招致灾祸的前车之鉴：1744年，普鲁士国王下令悬赏除灭麻雀，结果出现虫灾，不得不收回成命。
生物学家薛德焴则在上海《文汇报》上三度发表文章，直接指出上海1956年的虫害与灭雀运动密切相关。他还从从科学和历史两个方面，说明麻雀控制害虫和杂草的益处，正面反驳了麻雀“害大于益”的说法。
即使不反对打雀的学者，往往也认为不必彻底消灭麻雀。如鸟类学家郑作新，在与同事解剖大量麻雀标本后发现，虽然农作物占了麻雀全年食物的52.2%，但它们在春夏育雏期主要吃害虫，所以在农作物收获季节应当灭雀，但在城市里就不必要了。
就连这种平反不够彻底的观点，都遭到了其他学者的反驳——动物学家张作人公开表示，麻雀胃内的虫、谷、杂草种子数量的比率，不能直观说明益害，因为麻雀吃掉一只虫子能够挽救许多稻谷。
显然，学界的这些论调不但与党的政策针锋相对，而且直接否定了毛泽东本人的号召。在随后到来的反右运动中，麻雀翻案风很快就遭到了反击。
除了“麻雀不应被列为要被消灭的对象，它也有益处”被定性为右派言论，反对消灭麻雀者也被攻击为“自然界的顺民”，一味强调静止的“生态平衡”，缺乏战天斗地、改造大自然的勇气。
新一轮震撼教育之下，人们纷纷站出来表明反雀立场。不但郭沫若适时赋诗历数麻雀暴行，公开骂街“你真是个混蛋鸟”；以灭雀为主题的革命歌曲也应运而生，号召人民杀麻雀全家。
除了文艺宣传工作者，其他八竿子打不着的社会各界也连忙表态，站在党的大政方针一边。
然而，口头表态虽然能制造声势，让右派分子和麻雀认清自身的孤立处境；但要真正让他们认罪伏法，并让更多的人认清党的力量，还是需要用天网恢恢的事实说话。
1958年2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布《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规定在十年内或者提前消灭四害。
《人民日报》为该指示配发社论，要求务必在今年内奠定消灭四害的巩固基础，并且争取在十年甚至更短的时间内在全中国除尽“四害”，使中国成为富强康乐的“四无”之邦。
中央指示之下，各地方也踊跃配合，以显示自己紧跟中央大政方针的决心。
最一目了然的积极表现，是各地纷纷缩短“除四害”的期限：北京定为两年，上海定为3至5年，江苏定为4年，有的县市则定为1年消灭“四害”来迎接建国10周年庆典，城市之间还展开了“友谊赛”。
与1956年只动员青少年不同，这一次除四害运动堪称全民总动员，每个地区都划出几天时间，停止一切活动，全力消灭麻雀。
灭雀技术也实现了飞跃，除了先前使用的胶粘、弹弓等适用于个人或小团体的办法外，还创造出了适用于群众运动的新型战术：在平地、屋顶、树梢都安排人手，各自敲击脸盆铁桶，或者挥动挂有布条的长竿大喊大叫，吓得麻雀到处逃窜。持续一两个小时后，麻雀就会精疲力竭掉在地上。
如此统一指挥、全民参与的战法，很快就使麻雀陷入天罗地网，惨遭灭顶之灾。
4月19日至21日，北京三天大致共消灭麻雀45万只。上海仅“战斗”首日就灭雀和掏获麻雀蛋约25万只，战绩远远超过两年前的少年打雀英雄。
群众运动中，像盲人弹弓手张元元这样的先进人物也不断涌现。山西省壶关县刘家凹村一位据说高龄138岁的老人刘桢，计划在其寿辰前率领全家40口人每人捉麻雀40只，而受到宣传部门的传颂。
{#page#}1959年春季，全民打麻雀的恶果立竿见影，虫害开始在全国爆发。
为麻雀平反的呼声再次出现，但却赶上庐山会议召开，毛泽东的权威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他在会上郑重表示：“有人提除四害不行，放松了。麻雀现在成了大问题，还是要除。”
最终，庐山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要求全国“反右倾、鼓干劲”，实现更大的跃进。麻雀仍然是打击对象。
1959年9月，中国科学院向高层领导人反映科学工作情况的机密内参《科学简讯》刊载的报告，认为虫害问题与灭雀运动之间存在关联。胡乔木读到报告后，要求中科院党组再写报告，将更详尽的资料送达中央。
不过，此前曾为麻雀说话的人，现在已经不敢再多说了——险些沦为右派分子的朱洗，此时就已成惊弓之鸟。面对科学院的咨询，他最多也只敢对郑作新的解剖实验发表看法：
“有人解剖麻雀的胃，发现胃中食物虫占十分之二，谷物占十分之八，以此来说明麻雀害多益少。这是不科学的。理由有二：一是虫在胃中较谷物容易消化；二是虫吃掉不能繁殖了，虽然吃掉一只虫，实际数字比这大几百倍、几千倍”。
1959年11月27日，中科院党组书记、副院长张劲夫以个人名义将中科院有关麻雀问题的研究情况上报毛泽东。后者指示，将这份材料散发给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麻雀益害的问题暂时有了结论，但要摘下专政对象的帽子，还是要等到老人家亲自发话。
1960年3月15日，在华东六省一市第一书记会议上，毛泽东提出：“麻雀可以赦免，用臭虫代替，四害是老鼠、苍蝇、蚊子、臭虫”。
不久后，毛泽东再次提出发动爱国卫生运动时，又专门表示“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转移了革命的大方向。
此种改变的解释是：麻雀已经打得差不多了，粮食逐年增产了，麻雀对粮食生产的危害已经大大减轻；同时林木果树的面积大大发展了，麻雀是林木果树害虫的“天敌”。
显然，这份解释既没有说明灭麻雀的行为是错误的，也没有说麻雀其实不是害鸟，最多相当于“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对麻雀的捕杀并未彻底结束，治雀灵、灭雀灵等除鸟剂依然被广泛使用。
至于曾经为麻雀仗义执言的科学家朱洗，虽然本人1962年因癌症谢世，但是晚年的谨慎和及时的死亡，并未让他免于为了保护麻雀而付出代价——因为讲述普鲁士灭麻雀的前车之鉴，胆敢把人民中国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封建帝王类比，朱洗在文革期间遭到掘坟、砸碑、曝尸骨的惩罚，1978年才被重新安葬。
即使是从未妄图为麻雀翻案的郑作新，也因提出麻雀吃虫，为其评功摆好、反对伟大领袖和最高指示而惨遭批斗。
直到改革开放后，鸟类生态学的研究才步入了正轨。科学家重新对麻雀进行了生态学研究，发现麻雀在育雏期以昆虫为主要食物，在非繁育期也多是从地面捡食人类遗落或难以采集的谷物，所以麻雀应该是益鸟。
2000年5月国家林业局召开专家论证会并制定了《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麻雀也被收录其中。
将近半个世纪后，麻雀终于正式得到脱帽加冕，成为了保护对象。
如今，捕捉麻雀的行为很可能受到法律的制裁，《彭城晚报》就在2016年报道了一男子捕杀麻雀涉嫌非法狩猎罪的新闻。
“除四害”这一历史名词则常用常新，在今天有了全新的社会治安内涵。
参考文献：
1．刘怡.中国公共政策中的“科学”实践——以麻雀科研为中心(1955—1960)[J].中共党史研究,2018
2．刘怡.从“麻雀”到“害人鸟”：五十年代中后期灭雀运动的话语逻辑[J].中共党史研究,2015
3．薛攀皋.历史教训决策镜鉴——为麻雀翻案的艰难历程[J].炎黄春秋,1998
